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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秋拍高潮迭起。中国古董瓷器的拍卖天价纪录从2.5亿元人民币，刷新到5.5亿元人民币只用了一个月时间——10月初，香港一件乾隆洋彩葫芦瓶一举打破了元青花罐保持了5年之久的2.3亿元的成交纪录，11月中旬，伦敦就创出了同样是乾隆时期的一件珐琅彩镂空瓶的5.5亿元天价成交数字。
中国古瓷器不断创造着新的世界拍卖成交纪录，国人欢呼、欣喜之余，又不免让人担忧：在如此高价即优秀的商业审美环境下，国人的审美标准基本上就以拍卖场马首是瞻了。
“瓷器爱国主义”
那只2.5亿元的瓷瓶，是在香港拍出。天价数字背后的政治含义和爱国热情暂时被投资概念压制，而后一件在伦敦的被拍出，俨然已经与大国崛起挂上了钩。以下是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一篇相关报道，很有趣。
“这只瓷瓶刚被拿到拍卖行时，就让工作人员激动不已，并为其估价80万英镑到120万英镑。但是，让拍卖行没有料到的是，当这只花瓶拍卖时，竞拍者竟在30分钟之内，就将价格提高到了创下世界记录的4300万英镑。而这些竞拍者都来自中国。在竞拍的最后阶段，每一次出价都以100万英镑递增，这时只剩下了数名竞拍者，据信，他们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商人。当竞拍价急剧飙升，那位出售瓷瓶的英国妇女几乎晕了过去⋯⋯”
近几年中国的一些富人们，正带着爱国主义情结，急切地想买回本国文化遗产。乾隆瓷瓶只不过是最近的例子而已。“瓷器爱国主义”一词随即应运而生。
英国的记者同行们这样评价了“瓷器爱国主义”行为，不知道是他们的真情实感还是敷衍恭维，总之话说得让中国人听着很舒服：
“那些花巨资买回被英帝国抢走珍宝的中国富人，的确有些愚蠢，但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从小偷手里买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是一种真正的文明⋯⋯”
其实，乾隆瓷瓶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还不是最典型的，它们远远不能和圆明园兽首相比。这些兽首近些年连续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各路英雄轮番上阵，让对文物一向漠然的国人精神振奋，大有雪耻之意。但冷静分析，圆明园的文物比此重要的多如牛毛，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未必能引起国人的关注，但兽首不能出现，一出现国人就群情振奋，非得在此一决高下。
还是回到古董瓷器上，如果从学术上看这两件乾隆瓷瓶，充斥了太多的艳俗、堆砌和繁复，典型商业社会中流行的美学标准。清代很多瓷器，由于缺乏不断创新，逐渐使艺术发展进入停滞期，特别是在清中期后，艺术上的抄袭多于创新，堆砌多于新颖，浮华中透出艳俗，陶瓷艺术也由顶峰转入衰退期。
这里不去评价（其实也无法评价）“瓷器爱国主义”的是与非，但花钱总要花个明白：在国内由于政策的限制，“高古瓷”的交易很不容易。但伦敦和纽约的拍卖场上，每季都有以宋瓷为代表的“高古瓷”出现，美轮美奂，将这些国宝率先抢回国内，善莫大焉。
商业社会审美的浅薄
现代人钟情清代彩瓷无可厚非，它正反映出当今商业社会的主流审美观：喜欢明艳的、带有强烈炫耀性的、外向型艺术表达的器物。纵观古董瓷器的天价记录，拍品几乎无一例外均来自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那时的器物特征非常符合如今的富裕阶层人群的集体审美水平。
然而，中国古瓷器的第一高峰应该是宋代，到元、明又起一波高潮，到清代就达到了“极致”，其实是从古朴到自然又到繁复的过程。以西方学术界的观点，精华在于宋代的器物，因为西方人非常注重造型，宋代的器物虽然古朴，没有华丽的外衣，但是那自然天成的艺术效果是后人无法媲美的。尽管清代的工艺如何高超，外衣如何华丽，但是那质朴的内涵远不如宋代器物，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重视“高古瓷”的原因。
当古董忽然有一天变成了股票，具有惊人的升值潜力和巨大的投资价值的时候，明清彩瓷的综合优势立刻就全面超越了宋瓷：诸如存世量大、交易品种多、人人能看懂⋯⋯到今天身价的过亿，无可厚非，也是如今商业社会文明的最佳注脚和标签。
但如果当你超越金钱去追求精神境界时，你才会发现拍卖市场中“审美标准”的浅薄和浮躁。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宋瓷的大美无人喝彩，明清彩瓷的小美却尽人皆知。
“一小撮人”的喜好
多年来，中国传世的瓷器精品的价格一直比书画贵，主要是因为陶瓷有分布广泛的国际藏家，日本和欧美都有独立和完备的学术研究和公私收藏，因而形成了多元竞价的市场格局，使陶瓷名品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而中国传统的市场价格体系，以字画等文人艺术品居先，其文化涵义及价格远远高于陶瓷。
文人艺术传统的中心思想一直把一小撮最具影响力的文人雅士所创作的东西奉为最具意义的、第一等级的艺术品——这当中不仅包括诗词、音乐、绘画、书法、印章，也包括在一些顺手拈来直接可用的物件上雕刻，如软石、竹、木等，也同样受到重视。
其次才是由文人按其喜好请工匠制成的物品，其中的工艺或许是文人艺术家认为涉及过多手工，而不愿意从事的，如玉刻、铜铸、家具制作等。
古时朝代虽不断更迭，细微之处或有变化，但这等级制度却盛行了数千年之久，直至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才因为爆发连串事件而出现改变。在这百年磨难中，传统收藏家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任由某些西方收藏家和新财富阶层完全颠覆传统中国艺术的等级制度。
来自英国的水松石山房主人胡·摩丝，从事中国艺术品收藏四十余载。他对中国传统艺术品的理解可谓精辟，令人叹服：
“文人艺术满载精深奥妙的内在涵义，富有象征主义色彩，这些元素本来只是给那些制作及赞助艺术品的精英审美家欣赏。它们体现了中国艺术的道家思想，也体现了世界上其中一种最成熟而悠久的美学文化，一小撮具有影响力人士的睿智。”
中国古瓷器不断创造着新的世界拍卖成交纪录，国人欢呼、欣喜之余，又不免让人担忧：在如此高价即优秀的商业审美环境下，国人的审美标准基本上就以拍卖场马首是瞻了。
“瓷器爱国主义”
那只2.5亿元的瓷瓶，是在香港拍出。天价数字背后的政治含义和爱国热情暂时被投资概念压制，而后一件在伦敦的被拍出，俨然已经与大国崛起挂上了钩。以下是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一篇相关报道，很有趣。
“这只瓷瓶刚被拿到拍卖行时，就让工作人员激动不已，并为其估价80万英镑到120万英镑。但是，让拍卖行没有料到的是，当这只花瓶拍卖时，竞拍者竟在30分钟之内，就将价格提高到了创下世界记录的4300万英镑。而这些竞拍者都来自中国。在竞拍的最后阶段，每一次出价都以100万英镑递增，这时只剩下了数名竞拍者，据信，他们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商人。当竞拍价急剧飙升，那位出售瓷瓶的英国妇女几乎晕了过去⋯⋯”
近几年中国的一些富人们，正带着爱国主义情结，急切地想买回本国文化遗产。乾隆瓷瓶只不过是最近的例子而已。“瓷器爱国主义”一词随即应运而生。
英国的记者同行们这样评价了“瓷器爱国主义”行为，不知道是他们的真情实感还是敷衍恭维，总之话说得让中国人听着很舒服：
“那些花巨资买回被英帝国抢走珍宝的中国富人，的确有些愚蠢，但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从小偷手里买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是一种真正的文明⋯⋯”
其实，乾隆瓷瓶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还不是最典型的，它们远远不能和圆明园兽首相比。这些兽首近些年连续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各路英雄轮番上阵，让对文物一向漠然的国人精神振奋，大有雪耻之意。但冷静分析，圆明园的文物比此重要的多如牛毛，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未必能引起国人的关注，但兽首不能出现，一出现国人就群情振奋，非得在此一决高下。
还是回到古董瓷器上，如果从学术上看这两件乾隆瓷瓶，充斥了太多的艳俗、堆砌和繁复，典型商业社会中流行的美学标准。清代很多瓷器，由于缺乏不断创新，逐渐使艺术发展进入停滞期，特别是在清中期后，艺术上的抄袭多于创新，堆砌多于新颖，浮华中透出艳俗，陶瓷艺术也由顶峰转入衰退期。
这里不去评价（其实也无法评价）“瓷器爱国主义”的是与非，但花钱总要花个明白：在国内由于政策的限制，“高古瓷”的交易很不容易。但伦敦和纽约的拍卖场上，每季都有以宋瓷为代表的“高古瓷”出现，美轮美奂，将这些国宝率先抢回国内，善莫大焉。
商业社会审美的浅薄
现代人钟情清代彩瓷无可厚非，它正反映出当今商业社会的主流审美观：喜欢明艳的、带有强烈炫耀性的、外向型艺术表达的器物。纵观古董瓷器的天价记录，拍品几乎无一例外均来自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那时的器物特征非常符合如今的富裕阶层人群的集体审美水平。
然而，中国古瓷器的第一高峰应该是宋代，到元、明又起一波高潮，到清代就达到了“极致”，其实是从古朴到自然又到繁复的过程。以西方学术界的观点，精华在于宋代的器物，因为西方人非常注重造型，宋代的器物虽然古朴，没有华丽的外衣，但是那自然天成的艺术效果是后人无法媲美的。尽管清代的工艺如何高超，外衣如何华丽，但是那质朴的内涵远不如宋代器物，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重视“高古瓷”的原因。
当古董忽然有一天变成了股票，具有惊人的升值潜力和巨大的投资价值的时候，明清彩瓷的综合优势立刻就全面超越了宋瓷：诸如存世量大、交易品种多、人人能看懂⋯⋯到今天身价的过亿，无可厚非，也是如今商业社会文明的最佳注脚和标签。
但如果当你超越金钱去追求精神境界时，你才会发现拍卖市场中“审美标准”的浅薄和浮躁。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宋瓷的大美无人喝彩，明清彩瓷的小美却尽人皆知。
“一小撮人”的喜好
多年来，中国传世的瓷器精品的价格一直比书画贵，主要是因为陶瓷有分布广泛的国际藏家，日本和欧美都有独立和完备的学术研究和公私收藏，因而形成了多元竞价的市场格局，使陶瓷名品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而中国传统的市场价格体系，以字画等文人艺术品居先，其文化涵义及价格远远高于陶瓷。
文人艺术传统的中心思想一直把一小撮最具影响力的文人雅士所创作的东西奉为最具意义的、第一等级的艺术品——这当中不仅包括诗词、音乐、绘画、书法、印章，也包括在一些顺手拈来直接可用的物件上雕刻，如软石、竹、木等，也同样受到重视。
其次才是由文人按其喜好请工匠制成的物品，其中的工艺或许是文人艺术家认为涉及过多手工，而不愿意从事的，如玉刻、铜铸、家具制作等。
古时朝代虽不断更迭，细微之处或有变化，但这等级制度却盛行了数千年之久，直至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才因为爆发连串事件而出现改变。在这百年磨难中，传统收藏家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任由某些西方收藏家和新财富阶层完全颠覆传统中国艺术的等级制度。
来自英国的水松石山房主人胡·摩丝，从事中国艺术品收藏四十余载。他对中国传统艺术品的理解可谓精辟，令人叹服：
“文人艺术满载精深奥妙的内在涵义，富有象征主义色彩，这些元素本来只是给那些制作及赞助艺术品的精英审美家欣赏。它们体现了中国艺术的道家思想，也体现了世界上其中一种最成熟而悠久的美学文化，一小撮具有影响力人士的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