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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文化参与是衡量居民文化获得感和文化权益保障程度的基本标尺。“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是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中“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的重要内容。受农村居民自身参与认知不足以及农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初级阶段等内外部因素影响，我国农村居民公共文化参与在整体上处于浅表式参与层面，呈现出参与频次较低、参与时间较短、参与内容重娱乐化、参与交通成本偏高的特征。建构农村居民文化参与主体性，疏通文化需求表达机制，形成农村文化内生供给体系，是进一步促进我国农村居民公共文化参与、实现城乡文化均衡发展的因应之策。
关键词：乡村振兴;公共文化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农村居民
“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是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中“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的重要内容。对广大农村的公共文化建设而言，使文化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农村居民，不断增强农村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是乡村振兴战略中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指向。公共文化参与既是衡量农村居民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和文化权益保障程度的内在标尺，也是彰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成效的外在标志。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过程中，扩大农村居民公共文化参与、满足其美好文化生活需要，对繁荣兴盛农村文化、构建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实现农村文化小康具有重要价值。
目前，学界关于农村公共文化研究的成果众多，主要从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现状、存在问题及其原因出发，提出相关的解决方案①，而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对象的视角出发，研究农村居民文化参与的成果则较为少见。代表性的成果有：赵科印等（2010）针对意识形态主导的单向度新农村文化建设背景下的民间立场缺位问题，提出建立意识形态主导的多元文化对话机制②;陈楚洁等（2011）关注压力型体制下乡村文化治理忽视农民参与的问题，提出建立主动参与、认同导向的农村文化传播思维，以“传播自觉”促进乡村文化治理③;陈旭峰（2012）基于农民社会经济地位对文化参与具有重要影响的实证研究，提出政府应重点扶持农村弱势群体，以差异化政策提高农民文化参与率的对策建议④;等等。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目前关于农村公共文化的研究大多采用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解析视角，缺乏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从农村居民文化需求和文化参与出发的探索。因此，本文以全国25个省84个行政村的实证调研数据为基础，分析当前农村居民公共文化参与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力图提出扩大农村居民文化参与、增进农村居民文化福利的相关策略。
一、样本基本情况
课题组于2017年1月至3月以“我国农村居民公共文化参与”为主题开展问卷调查。调研以农村居民在其所在地的农家书屋、文化站、公园绿地、农村文化室、文化大院等公共文化场所，以及广场文化活动、棋牌娱乐、技能培训、科普宣传、群众文艺表演等主要文化娱乐活动为基本内容。课题组力图通过调研，全面了解农村居民公共文化参与的实际情况、存在问题和内在诉求，从而为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政策建议。
本次调研覆盖25个省（东部7个，中部8个，西部10个）⑤ 的84个行政村，受访农村居民4876位。其中，性别结构方面，男性占53.6%，女性占46.4%;年龄结构方面，18岁以下、18至24岁、25至34岁、35至44岁、45至54岁、55至64岁、65至74岁、75岁以上各年龄段分别占11.7%、20.5%、18.4%、16.4%、15.7%、7.1%、6.8%、3.5%;职业差别方面，受访者以农民居多，占30.3%，学生24.2%，离退休人员、公务员和其他职业者占比较低，分别仅为4.0%、3.2%和2.6%，事业单位职员、个体工商户、企业员工以及自由职业者占比均为10%左右;文化程度方面，中学和中专学历占比最多，为48.9%，大专和本科学历群体占25.6%、小学及以下学历群体占23.6%，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比重较小，仅占1.9%。
二、特征分析
（一）公共文化参与频次较低，参与方式以室外活动为主
调研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居民文化参与的频次较低，人均年参与频次为23.74次，月均不足2次。其中，主要受时间因素和文化供给内容的影响，不同群体参与频次存在差异。从年龄来看，55—64岁群体的年人均参与频次最高（46.17次），18岁以下的青少年参与频次最低（17.24次）。从职业来看，离退休人员年人均参与频次最高（31.95次），其次是個体工商户（30.85次），学生群体参与频次最低（19.11次）。不同学历之间参与公共文化场所设施的频率相差不大，仅是小学文化程度的参与频次略高（27.7次）。
在参与的活动内容和场所对象中，农村居民的参与以室外场所为主，室内活动参与较少。室外的文化大院（8.83次）和公园绿地（7.24次）的频次最多，室内的农家书屋（2.58次）和文化站（1.56次）的频次最少。其他学者的研究也体现出这一偏好。张小莉等人发现村落居民参与较多的两项是运动场、文化广场，参与重“体力”文化设施而轻“脑力”文化设施，体育健身类文化参与近年来不断升温⑥。
（二）公共文化参与时间以短时段为主，参与时间水平不高
文化参与时间是农村居民公共文化参与情况的直观反映。调研显示，农村居民以短时段参与为主。单次参与时间方面，平均每次公共文化参与时间1小时以下的农村居民占42.1%，参与时间为1—3小时的农村居民占47.8%，仅10.1%的农村居民参与时间为3小时以上。每周参与时间方面，每周参与时间低于3小时的居民占66.3%，参与时间为4—8小时的占23.0%，仅10.7%的居民参与时间为8小时以上。
不同群体的文化参与时间存在差异。从年龄来看，老年群体因具有较为充足的闲暇时间，因此每周参与时间相对较多，但单次参与的时间较短;而青少年群体精力充沛，单次参与时间较长，25岁—34岁的群体单次参与达到1—3小时的最多，为55.4%。从职业来看，农民群体参与时间较短，单次参与在1小时以下的占51.6%，每周参与在3小时以下的达70.3%;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文化参与以中长时段参与为主，且每周文化参与时间水平相对较高。从学历看，高知群体倾向于进行较长时段的参与，且其每周文化参与时间相对较长;小学及以下群体以短时段的文化参与为主;研究生及以上的群体进行中长时段文化参与的比例更高，单次文化参与在3小时以上的占17.4%，且更倾向于每周花费更多时间参与公共文化活动，每周文化参与时间在8小时以上的达到16.3%。 （三）公共文化参与内容以休闲娱乐为主，知识和技能提升偏好较弱
参与内容反映了农村居民对文化参与的个人偏好。调研数据表明，农村居民更偏好休闲娱乐类的文化活动。在农村居民公共文化参与的内容上，休闲娱乐类的文化参与内容如“广场文化活动”（44.3%）、棋牌娱乐活动（41.5%）、群众文艺表演（36.0%）最受欢迎;而 “文体竞赛”（12.5%）、“科普宣传”（11.8%）、“文博展品”（9.9%）等知识技能型文化活动的受欢迎程度相对较低。这与部分学者根据农村居民文化参与的数据得出的结论相似：“农村公共文化参与存在偏差，……有一半的农民以打牌、打麻将自娱消遣，除此以外，就是看电视（占受访总数的44.1%）”⑦，“玩棋牌麻将仍是传统的大众化的文化活动方式，有45.0%的受访者将玩棋牌麻将作为主要文化活动方式”⑧。
尽管整体上农村居民文化参与以休闲娱乐为主，但这种参与偏好亦存在群体性差异。偏好知识技能的是青少年、学生、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以及高知群体，以参与技能培训、科普宣传、文化展览、文博展品等为主。年龄方面，24岁以下的青少年群体在选择技能培训、科普宣传、文化展览、文博展品上所占比例最高;45—54岁、55—64岁的群体分别在群众文艺表演、广场文化活动上所占比例最高。职业方面，事业单位职员在选择技能培训、科普宣传上所占比例最高;学生、公务员群体则分别在文化展览、文博展品上所占比例最高;农民在选择广场文化活动、棋牌娱乐、群众文艺表演上所占比例最高。学历方面，农村居民的学历越高越倾向于选择知识技能型的文化活动。而低学历群体在选择棋牌娱乐、群众文艺表演、广场文化活动上的比例明显偏高。
（四）公共文化参与交通成本偏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便利性仍待提升
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2015）提出“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以来，各地纷纷出台地方性实施意见以降低文化参与的交通成本。北京在全国率先制定了地方性实施意见，提出“应以步行15分钟为服务半径，统筹设置基层公共文化设施”，构建“15分钟文化服务圈”。四川省、江苏省等省份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市“15分钟文化圈”和农村“十里文化圈”的目标。此外，部分省市如浙江省、陕西省西安市等提出构建城市“15分钟文化圈”和农村“30分钟文化圈”。
研究数据显示，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现状与部分地区提出的打造农村“15分钟文化圈”、农村“30分钟文化圈”和农村“十里文化圈”的目标仍存在较大差距。从农村居民前往文化场馆的距离来看，仅有27.7%的农村居民能够在15分钟以内到达惯常参与的公共文化场地，有36.8%的农村居民前往惯常参与的公共文化场地的交通时间成本在15分钟至30分钟之间，交通时间成本在30分钟至1小时之间的占比21.5%，且仍有14.0%的农村居民的交通时间成本在1小时以上。可见，在大部分农村，居民公共文化参与的交通成本依然较高。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攻坚阶段的关键时期，以文化小康推进全面小康、实现基层文化圈全覆盖的重点和难点仍在农村，应加大力度重点建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圈”，打通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三、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农村居民公共文化参与呈现上述直观特征，是微观个体认知和宏观环境现状等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受农村居民自身参与认知不足以及农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初级阶段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居民认知和参与目的构成影响公共文化参与行为的内在因素
相关研究表明，个人认知对实际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作用。社会心理学领域对认知和行为的关系研究较为丰富，其中，Albert Bandura（1997）的认知行为理论认为认知对行为具有协调作用，通过对个人的行为进行解读直接影响着个体是否最终采取行动⑨;以 I. Ajzen（1991）为代表的计划行为理论认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决定行为意向，行为意向直接决定人的行为⑩。我国学者李春梅（2013）、郑建君（2014）以及张红等（2015）分别对公众公共事务参与、青年群体政策参与和居民社区治理参与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参与认知对实际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参与态度在参与认知与实际参与行为的关系中具有显著调节作用{11}。本次调研也表明，农村居民的参与认知和参与目的对实际参与频次、参与时间、参与方式和参与内容产生重要影响，构成影響农村居民公共文化参与的内在因素。
一方面，农村居民文化参与认知对参与频次、参与时间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参与频次的影响表现为：认为文化参与很重要的农村居民的参与频次最高，为29.24次，明显高于持比较重要（17.67次）和无所谓（13.26次）认知态度的农村居民。进一步对持不同参与重要性认知的居民的参与频次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文化参与重要性认知程度的居民在参与频次上有显著差异（p=0.000<0.05）。对参与时间的影响为：认为文化参与很重要的农村居民的参与时间水平最高，参与时间水平在8小时以上的达到18.3%，明显高于持比较重要（9.7%）和无所谓（6.3%）认知态度的居民。进一步对居民的参与重要性认知程度与参与时间进行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参与时间与参与重要性认知程度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spearman等级相关性检验相关系数R方为0.041，p=0.000<0.05）。而问卷数据显示，认为文化参与很重要的居民仅占22.3%，认为无所谓的居民比重达到28.1%。可见，当前我国农村居民对公共文化参与重要性认知的不足，是导致其公共文化参与频次和参与时间普遍偏低的内在原因。
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文化参与的目的与文化参与偏好密切相关。对持不同参与目的（以休闲娱乐目的和提升知识技能目的为例）的农村居民选择的参与场所进行相关性分析显示，参与目的对参与场所具有明显影响：第一，以休闲娱乐为目的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选择户外场所，他们参与公园绿地和文化大院的频次分别为7.83次和9.92次，明显高于不以之为目的的6.84次和7.88次。通过进一步方差分析可以发现，休闲娱乐目的对参与文化大院具有显著性影响（p=0.042<0.05）。第二，以提升知识技能为目的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选择室内场所。其中，以提升知识技能为目的的农村居民参与农家书屋和文化站的频次分别为6.66次和3.2次，明显高于不以之为目的的1.76次和1.22次。通过进一步方差分析可以发现，提升知识技能的目的对参与农家书屋和文化站具有显著性影响（p=0.000<0.05）。 （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初级阶段特征是影响居民公共文化参与行为的外在因素
自2002年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分途发展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逐步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纳入到国家文化建设规划之中。到2012年左右，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体系也已基本建成。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战略要求，这意味着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从“全面覆盖”的粗放型建设阶段进入到以“效能效益”为目标的内涵发展阶段{12}。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构建和完善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关键环节，得到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但城乡不均衡、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的局面仍然普遍存在。主要表现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市场发育程度不成熟、管理体制不顺畅、运行机制不活跃、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供给不足、文化活动相对贫乏、基础设施落后等{13}。因此，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表8 参与目的与参与场所的方差分析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初级阶段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结构性失衡。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足、供需失衡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即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在内容、主体、方式等方面不适应需求要素多样性、需求结构整体性、需求满足便捷性等多维度复杂变化，进而导致有效供给不足{14}。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还在于，政府权力高度介入的管制性文化行政体制、非公共性的财政投入体制和垄断性的供给生产体制影响了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结构{15}，政府单一的科层化供给制度阻碍了社会力量的进入，导致供给内容和方式单一。
正是受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初级阶段的制约，农村居民公共文化参与体现出浅表式、低层次的参与特征。调研数据显示，在农村居民公共文化参与的影响因素方面，超过半数（54.2%）的农村居民认为生活条件和环境是影响文化参与的最主要原因，文化参与成本（40.2%）和文化参与氛围（40.1%）也是影响文化参与的主要原因，仅有相对较少（38.3%）的农村居民受供给方式和质量的影响。可见，农村居民对公共文化参与的关注度尚未上升到对文化内容和品质的追求层面，仍停留于一种休闲或打发时间的浅表式参与层面。这就要求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从粗放型的规模化建设阶段向精细化、多样化、品质化建设阶段转进。
四、优化建议
获得感作为反映社会供给满足民生需求程度的重要指标{16}，既受居民内在个体因素的制约，也受外部供给条件的限制。当前我国农村居民公共文化参与的浅表式特征导致了居民获得感不高。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须从制约公共文化参与的内外因入手，从实现个体文化资本积累、促进供需对位、开掘在地文化资源等方面着手，提升农村居民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一）以个人文化资本积累建构农村居民文化参与的主体性
在乡村振兴的文化建设中，农村居民既是参与的主体也是享有的主体。促进个人文化资本积累，建构农村居民文化参与的主体性，是实现农村居民享有文化改革发展成果，提升文化获得感的内在路径。
布尔迪厄认为，在经济资本（收入、财富）之外，还存在着以趣味为基础的文化资本（文化、知识、学历），两种资本的斗争与分配塑造了社会等级结构{17}，而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拥有不同的趣味{18}。其中，拥有丰富文化资本的上层阶级长期垄断稀缺性的高雅文化，拥有较少文化资本的下层社会大众由于艺术作品解码能力不足而表现出匮乏的文化趣味{19}。本文研究表明，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其文化参与时间和参与内容偏好的重要因素，农村居民文化参与水平整体偏低、参与内容重娱乐化与农村居民个人文化资本积累不足密切相关。因此，需要着力加强农村教育普及工作，以个人文化资本的积累建构居民文化参与的主体性，实施农村居民文化素质培养的长期策略。
一方面，应针对农村居民文化资本积累现状及其可塑性采取差异化策略，从根本上建构农村居民文化参与的主体性。对于农村青少年群体而言，除贯彻落实农村义务教育外，尤其要在不同学龄阶段渐进有序地安排相关文化艺术课程，全面提高青少年的基本文化素質和艺术审美素养，以文化资本的累积促成文化消费习惯的逐步养成和文化消费强度的不断递增。对于农村中老年群体而言，应通过定期文化艺术培训、技能培训、在职教育等方式切实提升其文化艺术素质，以个人文化资本的增长带动文化消费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应注重文化资本注入的方式方法，通过丰富文化艺术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进一步促进农村居民文化参与主体性的完善。应重视地方社会文化传统的习得，将文化艺术素质教育与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努力将农村居民培育为在地文化的承载者，并将潜在文化参与人群培养为长期文化参与主体。
（二）疏通文化需求表达机制以实现公共文化的精准供给
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供需错位、供不对需。尤其是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背景下，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精神文化需求上表现为从过去单纯的兴趣爱好向广泛的“求知、求乐、求富”的多元化需求转变，从被动接受为主转变为以自主选择为主，从较低水平、单一层次向多层次、多样性转变。但政府长期以来采取的自上而下、“单向度”传输、格式化的文化供给模式引致了供需的结构性错位。供需错位的根本原因在于居民真实文化诉求的表达机制不畅、表达不充分。要以需求表达机制的畅通来提升公共文化供给的精准性，实现公共文化供给和群众需求的有效匹配。
一方面，要实现以供导需的本位意识向以需定供的服务观念的转变，确立畅通需求表达机制的内在理念基础。供给主导向需求导向的转变不应是一种外在体制改革压力的被动回应，而应将其涵化为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主体的内在发展理念和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形成畅通农村居民需求表达的短期策略与长效机制。在短期内要贴合农村居民需求，建立“点单式”的文化供给方式;在长期内应形成问卷调查、走访调研、政务热线、网络信息平台等多种需求征集方式，建立文化需求动态数据库，形成对公共文化供给长期决策的支撑。 （三）以在地文化资源的开掘形成农村文化内生供给体系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因地制宜地开掘在地资源，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亦是如此，必须充分发挥不同地区的传统文化资源、人才资源、资金资源，形成内生动力。当前政府注重“送文化”而忽视“种文化”的传统供给方式已在大部分农村表现出适应性障碍。“格式化”的文化输入与地方优秀农村文化存在有效对接和相互融洽的内在障碍，难以在农村社会这块沃土中生根、发育、开花、结果，是一种“无根”的文化形式{20}。农村文化供给的“政府失灵”现象表明，在政府供给体系之外还应开掘农村在地文化资源，形成农村文化内生供给体系。
首先，充分挖掘农村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重塑农村区域性文化认同。区域范围内的文化认同是区域性公共文化服务或产品生产、供给和参与完整体系建构的前置条件。应依托科学的文化资源甄别开发工具，培育有潜力、有特色、有吸引力的农村传统文化成为在地公共文化服务的特色内容。其次，激发乡村文化能人和乡贤的先导性示范作用。文化能人是传统文化技艺的传承载体，能够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补充性供给和建设性思路。乡贤文化根植乡土、贴近性强，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21}。充分借用文化能人和现代乡贤的带头作用，能够有效推动农村文化建设地方力量的形成。第三，推进农村文化自治，鼓励和扶持农村居民自办文化、自建组织，为农村文化持续发展凝聚内生力量。
注释：
① 相关研究成果较多，具有代表性的如财政部教科文司、华中师范大学全国农村文化联合调研课题组：《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与战略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李少惠、穆朝晖：《非政府组织参与西部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路径分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王见敏：《基于农村居民秉赋视角的农村文化建设分析——来自湖北省A市L鎮的实地调查数据》，《中国农村观察》2012年第4期;陈波、耿达：《城镇化加速期我国农村文化建设：空心化、格式化与动力机制——来自27省（市、区）147个行政村的调查》，《中国软科学》2014年第7期;张小莉、邓佳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参与：式微与重构》，《求实》2015年第1期。
② 赵科印、季中扬：《论新农村文化建设中民间立场的缺位》，《求索》2011年第10期。
③ 陈楚洁、袁梦倩：《文化传播与农村文化治理：问题与路径——基于江苏省J市农村文化建设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11年第3期。
④ 陈旭峰：《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文化参与的影响研究——“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的比较》，《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⑤ 调研省份按照中央部委经济水平划分方式，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本次调研涵盖的东部7省包括北京、福建、广东、浙江、江苏、辽宁、山东;中部8省包括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山西、河北、黑龙江;西部10省包括陕西、甘肃、广西、贵州、内蒙、青海、宁夏、新疆、云南、重庆。
⑥⑦ 张小莉、邓佳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参与：式微与重构》，《求实》2015年第1期。
⑧ 王见敏：《基于农村居民秉赋视角的农村文化建设分析——来自湖北省A市L镇的实地调查数据》，《中国农村观察》2012年第4期。
⑨ Albert Bandura，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 New York：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97.
⑩ I. Ajze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1， 50（2）， pp.179-211.
{11} 李春梅：《公众参与认知对公众参与行为的影响——基于成都市的实证分析》，《天府新论》2013年第4期;郑建君：《青年群体政策参与认知、态度与行为关系研究》，《青年研究》2014年第6期;张红、张再生：《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天津市为例》，《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12} 陈庚、耿达、潘炜：《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新的战略机遇与政策建议》，傅才武编：《中国公共文化政策实验基地观察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6—38页。
{13} 付春：《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及其基本思路》，《农村经济》2010年第4期。
{14} 陈建：《超越结构性失灵：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研究》，《图书馆建设》2017年第9期。
{15} 孙浩：《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体制性障碍研究》，《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16} 邢占军，牛千：《获得感：供需视阈下共享发展的新标杆》，《理论学刊》2017年第5期。
{17}{18} [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186—187页。
{19} R. F. Kelly， Culture As Commodity： the Marketing of Cultural Objects and Cultural Experiences，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1987， 14（1）， pp.347-351.
{20} 吴理财：《农村公共文化日渐式微》，《人民论坛》2006年第14期。
{21} 霍光：《国家政权介入乡村治理的三个维度》，《农业经济》2017年第1期。
关键词：乡村振兴;公共文化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农村居民
“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是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中“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的重要内容。对广大农村的公共文化建设而言，使文化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农村居民，不断增强农村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是乡村振兴战略中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指向。公共文化参与既是衡量农村居民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和文化权益保障程度的内在标尺，也是彰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成效的外在标志。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过程中，扩大农村居民公共文化参与、满足其美好文化生活需要，对繁荣兴盛农村文化、构建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实现农村文化小康具有重要价值。
目前，学界关于农村公共文化研究的成果众多，主要从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现状、存在问题及其原因出发，提出相关的解决方案①，而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对象的视角出发，研究农村居民文化参与的成果则较为少见。代表性的成果有：赵科印等（2010）针对意识形态主导的单向度新农村文化建设背景下的民间立场缺位问题，提出建立意识形态主导的多元文化对话机制②;陈楚洁等（2011）关注压力型体制下乡村文化治理忽视农民参与的问题，提出建立主动参与、认同导向的农村文化传播思维，以“传播自觉”促进乡村文化治理③;陈旭峰（2012）基于农民社会经济地位对文化参与具有重要影响的实证研究，提出政府应重点扶持农村弱势群体，以差异化政策提高农民文化参与率的对策建议④;等等。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目前关于农村公共文化的研究大多采用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解析视角，缺乏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从农村居民文化需求和文化参与出发的探索。因此，本文以全国25个省84个行政村的实证调研数据为基础，分析当前农村居民公共文化参与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力图提出扩大农村居民文化参与、增进农村居民文化福利的相关策略。
一、样本基本情况
课题组于2017年1月至3月以“我国农村居民公共文化参与”为主题开展问卷调查。调研以农村居民在其所在地的农家书屋、文化站、公园绿地、农村文化室、文化大院等公共文化场所，以及广场文化活动、棋牌娱乐、技能培训、科普宣传、群众文艺表演等主要文化娱乐活动为基本内容。课题组力图通过调研，全面了解农村居民公共文化参与的实际情况、存在问题和内在诉求，从而为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政策建议。
本次调研覆盖25个省（东部7个，中部8个，西部10个）⑤ 的84个行政村，受访农村居民4876位。其中，性别结构方面，男性占53.6%，女性占46.4%;年龄结构方面，18岁以下、18至24岁、25至34岁、35至44岁、45至54岁、55至64岁、65至74岁、75岁以上各年龄段分别占11.7%、20.5%、18.4%、16.4%、15.7%、7.1%、6.8%、3.5%;职业差别方面，受访者以农民居多，占30.3%，学生24.2%，离退休人员、公务员和其他职业者占比较低，分别仅为4.0%、3.2%和2.6%，事业单位职员、个体工商户、企业员工以及自由职业者占比均为10%左右;文化程度方面，中学和中专学历占比最多，为48.9%，大专和本科学历群体占25.6%、小学及以下学历群体占23.6%，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比重较小，仅占1.9%。
二、特征分析
（一）公共文化参与频次较低，参与方式以室外活动为主
调研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居民文化参与的频次较低，人均年参与频次为23.74次，月均不足2次。其中，主要受时间因素和文化供给内容的影响，不同群体参与频次存在差异。从年龄来看，55—64岁群体的年人均参与频次最高（46.17次），18岁以下的青少年参与频次最低（17.24次）。从职业来看，离退休人员年人均参与频次最高（31.95次），其次是個体工商户（30.85次），学生群体参与频次最低（19.11次）。不同学历之间参与公共文化场所设施的频率相差不大，仅是小学文化程度的参与频次略高（27.7次）。
在参与的活动内容和场所对象中，农村居民的参与以室外场所为主，室内活动参与较少。室外的文化大院（8.83次）和公园绿地（7.24次）的频次最多，室内的农家书屋（2.58次）和文化站（1.56次）的频次最少。其他学者的研究也体现出这一偏好。张小莉等人发现村落居民参与较多的两项是运动场、文化广场，参与重“体力”文化设施而轻“脑力”文化设施，体育健身类文化参与近年来不断升温⑥。
（二）公共文化参与时间以短时段为主，参与时间水平不高
文化参与时间是农村居民公共文化参与情况的直观反映。调研显示，农村居民以短时段参与为主。单次参与时间方面，平均每次公共文化参与时间1小时以下的农村居民占42.1%，参与时间为1—3小时的农村居民占47.8%，仅10.1%的农村居民参与时间为3小时以上。每周参与时间方面，每周参与时间低于3小时的居民占66.3%，参与时间为4—8小时的占23.0%，仅10.7%的居民参与时间为8小时以上。
不同群体的文化参与时间存在差异。从年龄来看，老年群体因具有较为充足的闲暇时间，因此每周参与时间相对较多，但单次参与的时间较短;而青少年群体精力充沛，单次参与时间较长，25岁—34岁的群体单次参与达到1—3小时的最多，为55.4%。从职业来看，农民群体参与时间较短，单次参与在1小时以下的占51.6%，每周参与在3小时以下的达70.3%;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文化参与以中长时段参与为主，且每周文化参与时间水平相对较高。从学历看，高知群体倾向于进行较长时段的参与，且其每周文化参与时间相对较长;小学及以下群体以短时段的文化参与为主;研究生及以上的群体进行中长时段文化参与的比例更高，单次文化参与在3小时以上的占17.4%，且更倾向于每周花费更多时间参与公共文化活动，每周文化参与时间在8小时以上的达到16.3%。 （三）公共文化参与内容以休闲娱乐为主，知识和技能提升偏好较弱
参与内容反映了农村居民对文化参与的个人偏好。调研数据表明，农村居民更偏好休闲娱乐类的文化活动。在农村居民公共文化参与的内容上，休闲娱乐类的文化参与内容如“广场文化活动”（44.3%）、棋牌娱乐活动（41.5%）、群众文艺表演（36.0%）最受欢迎;而 “文体竞赛”（12.5%）、“科普宣传”（11.8%）、“文博展品”（9.9%）等知识技能型文化活动的受欢迎程度相对较低。这与部分学者根据农村居民文化参与的数据得出的结论相似：“农村公共文化参与存在偏差，……有一半的农民以打牌、打麻将自娱消遣，除此以外，就是看电视（占受访总数的44.1%）”⑦，“玩棋牌麻将仍是传统的大众化的文化活动方式，有45.0%的受访者将玩棋牌麻将作为主要文化活动方式”⑧。
尽管整体上农村居民文化参与以休闲娱乐为主，但这种参与偏好亦存在群体性差异。偏好知识技能的是青少年、学生、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以及高知群体，以参与技能培训、科普宣传、文化展览、文博展品等为主。年龄方面，24岁以下的青少年群体在选择技能培训、科普宣传、文化展览、文博展品上所占比例最高;45—54岁、55—64岁的群体分别在群众文艺表演、广场文化活动上所占比例最高。职业方面，事业单位职员在选择技能培训、科普宣传上所占比例最高;学生、公务员群体则分别在文化展览、文博展品上所占比例最高;农民在选择广场文化活动、棋牌娱乐、群众文艺表演上所占比例最高。学历方面，农村居民的学历越高越倾向于选择知识技能型的文化活动。而低学历群体在选择棋牌娱乐、群众文艺表演、广场文化活动上的比例明显偏高。
（四）公共文化参与交通成本偏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便利性仍待提升
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2015）提出“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以来，各地纷纷出台地方性实施意见以降低文化参与的交通成本。北京在全国率先制定了地方性实施意见，提出“应以步行15分钟为服务半径，统筹设置基层公共文化设施”，构建“15分钟文化服务圈”。四川省、江苏省等省份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市“15分钟文化圈”和农村“十里文化圈”的目标。此外，部分省市如浙江省、陕西省西安市等提出构建城市“15分钟文化圈”和农村“30分钟文化圈”。
研究数据显示，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现状与部分地区提出的打造农村“15分钟文化圈”、农村“30分钟文化圈”和农村“十里文化圈”的目标仍存在较大差距。从农村居民前往文化场馆的距离来看，仅有27.7%的农村居民能够在15分钟以内到达惯常参与的公共文化场地，有36.8%的农村居民前往惯常参与的公共文化场地的交通时间成本在15分钟至30分钟之间，交通时间成本在30分钟至1小时之间的占比21.5%，且仍有14.0%的农村居民的交通时间成本在1小时以上。可见，在大部分农村，居民公共文化参与的交通成本依然较高。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攻坚阶段的关键时期，以文化小康推进全面小康、实现基层文化圈全覆盖的重点和难点仍在农村，应加大力度重点建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圈”，打通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三、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农村居民公共文化参与呈现上述直观特征，是微观个体认知和宏观环境现状等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受农村居民自身参与认知不足以及农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初级阶段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居民认知和参与目的构成影响公共文化参与行为的内在因素
相关研究表明，个人认知对实际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作用。社会心理学领域对认知和行为的关系研究较为丰富，其中，Albert Bandura（1997）的认知行为理论认为认知对行为具有协调作用，通过对个人的行为进行解读直接影响着个体是否最终采取行动⑨;以 I. Ajzen（1991）为代表的计划行为理论认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决定行为意向，行为意向直接决定人的行为⑩。我国学者李春梅（2013）、郑建君（2014）以及张红等（2015）分别对公众公共事务参与、青年群体政策参与和居民社区治理参与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参与认知对实际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参与态度在参与认知与实际参与行为的关系中具有显著调节作用{11}。本次调研也表明，农村居民的参与认知和参与目的对实际参与频次、参与时间、参与方式和参与内容产生重要影响，构成影響农村居民公共文化参与的内在因素。
一方面，农村居民文化参与认知对参与频次、参与时间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参与频次的影响表现为：认为文化参与很重要的农村居民的参与频次最高，为29.24次，明显高于持比较重要（17.67次）和无所谓（13.26次）认知态度的农村居民。进一步对持不同参与重要性认知的居民的参与频次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文化参与重要性认知程度的居民在参与频次上有显著差异（p=0.000<0.05）。对参与时间的影响为：认为文化参与很重要的农村居民的参与时间水平最高，参与时间水平在8小时以上的达到18.3%，明显高于持比较重要（9.7%）和无所谓（6.3%）认知态度的居民。进一步对居民的参与重要性认知程度与参与时间进行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参与时间与参与重要性认知程度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spearman等级相关性检验相关系数R方为0.041，p=0.000<0.05）。而问卷数据显示，认为文化参与很重要的居民仅占22.3%，认为无所谓的居民比重达到28.1%。可见，当前我国农村居民对公共文化参与重要性认知的不足，是导致其公共文化参与频次和参与时间普遍偏低的内在原因。
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文化参与的目的与文化参与偏好密切相关。对持不同参与目的（以休闲娱乐目的和提升知识技能目的为例）的农村居民选择的参与场所进行相关性分析显示，参与目的对参与场所具有明显影响：第一，以休闲娱乐为目的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选择户外场所，他们参与公园绿地和文化大院的频次分别为7.83次和9.92次，明显高于不以之为目的的6.84次和7.88次。通过进一步方差分析可以发现，休闲娱乐目的对参与文化大院具有显著性影响（p=0.042<0.05）。第二，以提升知识技能为目的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选择室内场所。其中，以提升知识技能为目的的农村居民参与农家书屋和文化站的频次分别为6.66次和3.2次，明显高于不以之为目的的1.76次和1.22次。通过进一步方差分析可以发现，提升知识技能的目的对参与农家书屋和文化站具有显著性影响（p=0.000<0.05）。 （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初级阶段特征是影响居民公共文化参与行为的外在因素
自2002年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分途发展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逐步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纳入到国家文化建设规划之中。到2012年左右，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体系也已基本建成。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战略要求，这意味着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从“全面覆盖”的粗放型建设阶段进入到以“效能效益”为目标的内涵发展阶段{12}。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构建和完善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关键环节，得到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但城乡不均衡、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的局面仍然普遍存在。主要表现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市场发育程度不成熟、管理体制不顺畅、运行机制不活跃、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供给不足、文化活动相对贫乏、基础设施落后等{13}。因此，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表8 参与目的与参与场所的方差分析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初级阶段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结构性失衡。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足、供需失衡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即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在内容、主体、方式等方面不适应需求要素多样性、需求结构整体性、需求满足便捷性等多维度复杂变化，进而导致有效供给不足{14}。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还在于，政府权力高度介入的管制性文化行政体制、非公共性的财政投入体制和垄断性的供给生产体制影响了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结构{15}，政府单一的科层化供给制度阻碍了社会力量的进入，导致供给内容和方式单一。
正是受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初级阶段的制约，农村居民公共文化参与体现出浅表式、低层次的参与特征。调研数据显示，在农村居民公共文化参与的影响因素方面，超过半数（54.2%）的农村居民认为生活条件和环境是影响文化参与的最主要原因，文化参与成本（40.2%）和文化参与氛围（40.1%）也是影响文化参与的主要原因，仅有相对较少（38.3%）的农村居民受供给方式和质量的影响。可见，农村居民对公共文化参与的关注度尚未上升到对文化内容和品质的追求层面，仍停留于一种休闲或打发时间的浅表式参与层面。这就要求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从粗放型的规模化建设阶段向精细化、多样化、品质化建设阶段转进。
四、优化建议
获得感作为反映社会供给满足民生需求程度的重要指标{16}，既受居民内在个体因素的制约，也受外部供给条件的限制。当前我国农村居民公共文化参与的浅表式特征导致了居民获得感不高。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须从制约公共文化参与的内外因入手，从实现个体文化资本积累、促进供需对位、开掘在地文化资源等方面着手，提升农村居民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一）以个人文化资本积累建构农村居民文化参与的主体性
在乡村振兴的文化建设中，农村居民既是参与的主体也是享有的主体。促进个人文化资本积累，建构农村居民文化参与的主体性，是实现农村居民享有文化改革发展成果，提升文化获得感的内在路径。
布尔迪厄认为，在经济资本（收入、财富）之外，还存在着以趣味为基础的文化资本（文化、知识、学历），两种资本的斗争与分配塑造了社会等级结构{17}，而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拥有不同的趣味{18}。其中，拥有丰富文化资本的上层阶级长期垄断稀缺性的高雅文化，拥有较少文化资本的下层社会大众由于艺术作品解码能力不足而表现出匮乏的文化趣味{19}。本文研究表明，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其文化参与时间和参与内容偏好的重要因素，农村居民文化参与水平整体偏低、参与内容重娱乐化与农村居民个人文化资本积累不足密切相关。因此，需要着力加强农村教育普及工作，以个人文化资本的积累建构居民文化参与的主体性，实施农村居民文化素质培养的长期策略。
一方面，应针对农村居民文化资本积累现状及其可塑性采取差异化策略，从根本上建构农村居民文化参与的主体性。对于农村青少年群体而言，除贯彻落实农村义务教育外，尤其要在不同学龄阶段渐进有序地安排相关文化艺术课程，全面提高青少年的基本文化素質和艺术审美素养，以文化资本的累积促成文化消费习惯的逐步养成和文化消费强度的不断递增。对于农村中老年群体而言，应通过定期文化艺术培训、技能培训、在职教育等方式切实提升其文化艺术素质，以个人文化资本的增长带动文化消费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应注重文化资本注入的方式方法，通过丰富文化艺术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进一步促进农村居民文化参与主体性的完善。应重视地方社会文化传统的习得，将文化艺术素质教育与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努力将农村居民培育为在地文化的承载者，并将潜在文化参与人群培养为长期文化参与主体。
（二）疏通文化需求表达机制以实现公共文化的精准供给
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供需错位、供不对需。尤其是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背景下，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精神文化需求上表现为从过去单纯的兴趣爱好向广泛的“求知、求乐、求富”的多元化需求转变，从被动接受为主转变为以自主选择为主，从较低水平、单一层次向多层次、多样性转变。但政府长期以来采取的自上而下、“单向度”传输、格式化的文化供给模式引致了供需的结构性错位。供需错位的根本原因在于居民真实文化诉求的表达机制不畅、表达不充分。要以需求表达机制的畅通来提升公共文化供给的精准性，实现公共文化供给和群众需求的有效匹配。
一方面，要实现以供导需的本位意识向以需定供的服务观念的转变，确立畅通需求表达机制的内在理念基础。供给主导向需求导向的转变不应是一种外在体制改革压力的被动回应，而应将其涵化为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主体的内在发展理念和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形成畅通农村居民需求表达的短期策略与长效机制。在短期内要贴合农村居民需求，建立“点单式”的文化供给方式;在长期内应形成问卷调查、走访调研、政务热线、网络信息平台等多种需求征集方式，建立文化需求动态数据库，形成对公共文化供给长期决策的支撑。 （三）以在地文化资源的开掘形成农村文化内生供给体系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因地制宜地开掘在地资源，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亦是如此，必须充分发挥不同地区的传统文化资源、人才资源、资金资源，形成内生动力。当前政府注重“送文化”而忽视“种文化”的传统供给方式已在大部分农村表现出适应性障碍。“格式化”的文化输入与地方优秀农村文化存在有效对接和相互融洽的内在障碍，难以在农村社会这块沃土中生根、发育、开花、结果，是一种“无根”的文化形式{20}。农村文化供给的“政府失灵”现象表明，在政府供给体系之外还应开掘农村在地文化资源，形成农村文化内生供给体系。
首先，充分挖掘农村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重塑农村区域性文化认同。区域范围内的文化认同是区域性公共文化服务或产品生产、供给和参与完整体系建构的前置条件。应依托科学的文化资源甄别开发工具，培育有潜力、有特色、有吸引力的农村传统文化成为在地公共文化服务的特色内容。其次，激发乡村文化能人和乡贤的先导性示范作用。文化能人是传统文化技艺的传承载体，能够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补充性供给和建设性思路。乡贤文化根植乡土、贴近性强，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21}。充分借用文化能人和现代乡贤的带头作用，能够有效推动农村文化建设地方力量的形成。第三，推进农村文化自治，鼓励和扶持农村居民自办文化、自建组织，为农村文化持续发展凝聚内生力量。
注释：
① 相关研究成果较多，具有代表性的如财政部教科文司、华中师范大学全国农村文化联合调研课题组：《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与战略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李少惠、穆朝晖：《非政府组织参与西部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路径分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王见敏：《基于农村居民秉赋视角的农村文化建设分析——来自湖北省A市L鎮的实地调查数据》，《中国农村观察》2012年第4期;陈波、耿达：《城镇化加速期我国农村文化建设：空心化、格式化与动力机制——来自27省（市、区）147个行政村的调查》，《中国软科学》2014年第7期;张小莉、邓佳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参与：式微与重构》，《求实》2015年第1期。
② 赵科印、季中扬：《论新农村文化建设中民间立场的缺位》，《求索》2011年第10期。
③ 陈楚洁、袁梦倩：《文化传播与农村文化治理：问题与路径——基于江苏省J市农村文化建设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11年第3期。
④ 陈旭峰：《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文化参与的影响研究——“上楼农民”与“居村农民”的比较》，《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⑤ 调研省份按照中央部委经济水平划分方式，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本次调研涵盖的东部7省包括北京、福建、广东、浙江、江苏、辽宁、山东;中部8省包括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山西、河北、黑龙江;西部10省包括陕西、甘肃、广西、贵州、内蒙、青海、宁夏、新疆、云南、重庆。
⑥⑦ 张小莉、邓佳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参与：式微与重构》，《求实》2015年第1期。
⑧ 王见敏：《基于农村居民秉赋视角的农村文化建设分析——来自湖北省A市L镇的实地调查数据》，《中国农村观察》2012年第4期。
⑨ Albert Bandura，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 New York：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97.
⑩ I. Ajze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1， 50（2）， pp.179-211.
{11} 李春梅：《公众参与认知对公众参与行为的影响——基于成都市的实证分析》，《天府新论》2013年第4期;郑建君：《青年群体政策参与认知、态度与行为关系研究》，《青年研究》2014年第6期;张红、张再生：《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天津市为例》，《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12} 陈庚、耿达、潘炜：《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新的战略机遇与政策建议》，傅才武编：《中国公共文化政策实验基地观察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6—38页。
{13} 付春：《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及其基本思路》，《农村经济》2010年第4期。
{14} 陈建：《超越结构性失灵：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研究》，《图书馆建设》2017年第9期。
{15} 孙浩：《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体制性障碍研究》，《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16} 邢占军，牛千：《获得感：供需视阈下共享发展的新标杆》，《理论学刊》2017年第5期。
{17}{18} [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186—187页。
{19} R. F. Kelly， Culture As Commodity： the Marketing of Cultural Objects and Cultural Experiences，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1987， 14（1）， pp.347-351.
{20} 吴理财：《农村公共文化日渐式微》，《人民论坛》2006年第14期。
{21} 霍光：《国家政权介入乡村治理的三个维度》，《农业经济》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