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这本书中提到了三本书，恰好从不同层面诠释了华为动力机制的几个方面：第一本，是埃齐奥尼的《复杂组织的比较研究》，说了功利权力、规范性权力，兰普顿把规范性权利增强为观念性力量，即传播知识与思想的力量，两者构成一个组织的发展动力，也即一手抓物质激励，另一手抓精神激励。
　　功利权力这方面，华为做得非常出色，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体系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几乎臻于完美。任总本人仅仅持股1.42%也是一种难得胸怀，此处不再赘述。
　　观念性力量方面，很大程度上可理解为企业文化的力量。华为在企业文化方面是强势的，任正非也非常重视，并强调：资源是会枯竭的，唯有文化生生不息。华为的企业文化体系是推动华为打造全球竞争优势的重要要素。
　　我们进一步思考，华为的企业文化的源头在哪儿呢？从目前看是《华为基本法》，以及一系列的文件、规范等；而这些又来自于任正非的“思想云”和“思想雨”，其本人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也是：20多年来主要七成务虚、三成务实；主要在学习、思考、交流、传播。
　　可是仅仅从表面上看到的企业文化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力量吗？
　　这不得不提到另外一本书，“理性与平实”的内部讲座中也反复提到的：马克思·韦伯的 《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这本书改变了过去人们认为贪婪或贪欲是资本主义精神或者资本主义发展动力，反而认为，恰恰是对非理性欲望的抑制或者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才是真正的动力；说白一些：工作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赚钱是为了迎合上帝的召唤，而不是为了个人肉体的享受，工作即天职。
　　为什么卡耐基、摩根等企业巨子基业长青，这些创业者在获取了巨大的财富后个人依然节俭但对社会投入“大手大脚”？因为他们的艰苦奋斗精神来自于更深层次的观念：信仰级的力量。人生下来就有原罪，企业家的创造的财富不是完全属于自己，而是上帝的，自己只是这些财富的看护人，所以发财了自己身体力行节俭艰苦。
　　任正非对这本书或者对于美国的解读：可靠的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公民权利的保护、司法制度、自由创新的教育思想、自由市场福利制度、多样性包容文化以及美国民众关键时刻爆发出来的英雄主义等。
　　理性的制度最终始于终极问题，如数学般严谨的理论大厦的基石始于一些不证自明的公理。我们这个社会缺乏这样的坚如磐石的公理，只有朴素的道理。这些朴素的道理足以支撑这个大厦吗？
　　因此充满危机意识的华为，真正根源性的危机会出在哪里呢，如果从做百年老店（还有70～8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通过有竞争性的利益分配，比如2012年125亿元人民币的年终奖项等，在功利权力方面，华为的工作做到位了；观念性力量，如上所述，需要解决基石问题。
　　这个基石问题，在未来三年、五年乃至十年，不会影响华为的发展势头；因为在内部管理流程、核心技术优势、市场占有份额等方面已形成了壁垒和竞争力。但问题是，在任正非之后，或者任正非万一出现毛泽东晚年失误情景的时候，华为将走向何处去？
　　下午的《理性与平实》提到的一本书：Man's Search for Meaning，《寻找人生的真谛》（或者华夏出版社的《活出生命的意义》），给出了局部的解答。该书所述的意义疗法及存在主义分析，是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之后的重要心理治疗学派，强调自我超越而非自我实现这一生命本质，诠释了活着的责任或者奋斗的价值。
　　认清一个事实：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对人生有何指望，而是人生对我们有何指望。我们不该继续追问生命有何意义，而该认清自已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生命的追问。面对这个追问，我们不能以说话和沉思来答复，而该以正确的行动和作为来答复。到头来，我们终将发现生命的终极意义，就在于探索人生问题的正确答案，完成生命不断安排给每个人的使命。
　　如尼采言：懂得为何而活的人，几乎任何痛苦都可以忍受。
　　所以任正非的父亲在文革中为了孩子，没有放弃生命，活下来；任正非本人在体制内的特别时期，为了孩子，下海创业。两代人在生命意义上的追求，才有了华为和华为的今天。
　　同样，信仰是一种选择；理解到了这个层面，我深信华为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的力量，已足以支撑任正非本人以及华为公司的发展，他们已经创造了奇迹，达到了中国现代企业发展史的巅峰：成为最大的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来自中国本土的高科技企业。
　　华为创造着自己的信仰体系。问题是，当社会层面没有终极信仰，这种选择的稳定性怎样？在不利的社会环境下对外力的抵抗力如何？可能这才是任正非后华为的深层次风险，经过了毛时代的他，我想犯下重复性错误的概率小到不可能。
　　我们期待着，我们憧憬着，华为创造历史新高度，如珠峰般庄严矗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