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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建畿辅先哲祠和编撰《畿辅先哲录》
香涛与绳庵均为直隶人，谊属同乡，因此，有关家乡的事情自然是两人日常交往中共同的重要话题和事项。其中，修建畿辅先哲祠是较为重要的一项。畿辅先哲祠即札中所提及的乡祠，位于下斜街，由张之洞与李鸿藻等人主持修建。乡祠的建设显然被香涛本人视为其生平一大功绩，《抱冰堂弟子记》专门记其事：“在京与同乡创建畿辅先哲祠，祀历朝乡贤，专收藏乡贤书画手迹。”其创建的时间，据许同莘考证，当在光绪六年，但光绪五年的《涧于日记》即已谈到此事。其年“八月十六日”条记：“同容舫至直隶会馆一游，故拙政园也。张子青先生抚吴时率乡人割俸建，长康司事。今已渐形荒落。在都时与李兰荪师，张孝达前辈方营畿辅先贤祠，当作书告之，务慎选司馆之人，以此为鉴也。”明确指出在其未离开京城之时先哲祠已在营建。据《年谱》记载，乡祠的倡建者为李鸿藻和香涛两人，而具体主持和负责者则是香涛，即《年谱》所说的“其规画一切，则公主之”。诸札中，尚有数札谈及收集畿辅先贤遗物者，其实也与先哲祠的建设有关。如第六札提到之赵南星铁如意即有拓本藏于祠中的“如意斋”。上述这些资料显示，张佩纶也参与了先哲祠的创建，而于祠中先贤文献的收集尤为着力。许同莘曾见香涛致绳庵一批信札，其中与先哲祠有关者颇多，并“屡言购先贤书画事”(《张文襄公年谱》卷一)。可居室所藏此批信札从内容上看似与许同莘所见者有关，或系其佚出者。畿辅先暂祠曾藏有大量畿辅先贤的遗璺、遗物，其中不少经过二张之手。诸札中提及的不少物品后来或有可能入藏乡祠。
编撰《畿辅先哲录》则是二张为家乡所作的一项不为人知的事情，前述第五札显示两人相约于己卯年十一月二十日见面讨论此书的编写(见上期图3)。而据《涧于日记》记载，此后两天，两人继续商谈此事：廿一日“过孝达，辑先哲录”；廿二日“香涛订修畿辅先哲录”。这项工作直至十二月十九日完成：“畿辅先哲录成。此月中，余心力疲乏极矣。天亦时有雪霰，为十余年所罕见。”在绳庵的日记中，从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十八日这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除十二月初五(“墓志写定”)、十二(“恪靖寄百金为赙，作书却之”)这两天之外，其余日子均未记录任何事情，可见此时张佩纶主要是埋首于此书之编撰。直到庚辰年二月初二日，绳庵夜宿通州李问樵家时，还曾谈及同人辑《畿辅先哲录》，并向李索其弟李载文传略寄香涛以资考证。
从这批信札和前引《涧于日记》的相关记载来看，《畿辅先哲录》可能由香涛倡议，而由绳庵负责文字工作。据前引的日记资料，可知该书历时不足一月即已完成，其后续有修订。二张所编此书未见流传和其他著录，或系编讫而未付手民者，其内容和篇幅也因此无从稽考。此后徐世昌曾编《大清畿辅先哲传》，不知与二张此书可有渊源。
要之，这批信札不但提供了清流时期二张交往详细而具体的重要资料，见证两人之间密切的关系，而且有助于了解他们日常的生活情况。我们日常在谈及这些重要历史人物时，往往只会联想到他们在庙堂之上为国家朝廷大事慷慨激越、侃侃高谈的形象，而容易忽略其公馀的一些活动。而这些信札所提供的信息，正好生动而具体地描绘出他们作为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另一侧面，从而使我们对其真实生活有更全面的掌握。
二张交往渐疏
光绪七年底，张之洞再次离京，出任山西巡抚。这时，二张几乎没有见面的机会，但彼此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书信往来频密。这由《张之洞全集》所收二十通致张佩纶的信札可见一斑。光绪八年四月二十日，孝达在晋抚任上所上的《胪举贤才折》中，所荐举的第一人即是蒉斋，并称其“内行纯美，秉性忠贞，清鲠不阿，能谋能断，诚挚可以共艰危，警敏可以应急变，内政外事皆所优为，请其志节才略，实为当代人才第一”。而在马江之战中，香涛还曾派广东的兵马驰援绳庵。
二张同为直隶老乡，同样出身文学侍从，负高才，有志略，堪称志同道合，而张佩纶的天资以及在清流时期的风头甚至超过了张之洞。但宦海沉浮，命运弄人，其后二人的仕途却是大相径庭：香涛由京城外放巡抚后仕途顺畅，一路得意，而绳庵则“丰才啬遇”，命运多舛，令人惋惜。
二人后来的仕途上为何有此截然不同的际遇，个中原因极为复杂，非本文所能说清。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法战争是两人事业和命运的重要转折点：绳庵因马江之战失利而遭谪成边，事业由此急转直下，命运坎坷。而香涛则因此显示出其军事才能以及协调各方利益的才能，此后屡鹰疆寄，最终八参机要，砥柱中流，成为一代名臣。
中法战争同时又是二人交往的转折点。两人自此之后音问渐稀，其关系渐趋疏远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绳庵造成军合期间，两人曾有过为数不多的书信往来，香涛也曾向绳庵馈赠金钱和广东的刻书、特产等。但与其他前辈、朋友如李鸿藻、王懿荣、黄国瑾等书问不断的情况相比，二张之间的书信往来确实稀少。但另一方面，两人仍互相牵挂。通过《涧于日记》，可知绳庵一直非常留意广雅的重要举动。同样，香涛也系念着绳庵。北京新近拍卖的一套《成同光板荡权臣大吏遗墨》册页所收香涛信札中，香涛就颇为关注绳庵在塞下的窘苦，并询问“幼樵明年可望赐环否”(见中安太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7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古籍文献专场图录658号)。其实，二人关系的疏远并不能像某些研究者那样全部归咎于香涛。事实上，绳庵似乎在有意无意之间疏离香涛。如光绪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绳庵“得安圃书，又孝达寄三百金”，但他迟至三月十三日才“复香涛书”，这种处理手法对当时的绳庵来说是很罕有的；同年七月十八日“得安圊及再同书，再同复寄孝达书及龙眼、荔枝来”，而日记中未见复香涛者。另一方面，与此同时，绳庵与李鸿章之间的书信来往却甚为频密，李在信中多坎论及香涛在两广的一些做法，又曾经命人前往探望绳庵。绳庵释还后立即入李鸿章幕，二张的关系就更为疏远。光绪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李鸿章因与张之洞就铁厂借款事相持不下，遂利用绳庵的关系，“从中通之”。绳庵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五年来先旋干厚禄故人者惟此而已，然究无谓也。”从中可窥见绳庵对香涛态度的某些变化。这也许可以有助于解开两人关系疏远之谜。
后来，绳庵定居金陵，张之洞则两度署理两江总督，按理两人在此期间的见面机会应该很多，但却因此时的绳庵对这位想登门相见的旧日密友避而不见，最后两人仅有一次会面。
陈宝琛撰《张蒉斋学士墓志铭》中记述了蒉斋去世前两人的这次会面：“南皮相国相暌近二十年，来权江督。欲见，辄以疾辞。侦少间，以岁除日就君纵谈身世，累欷不已。既而叹日：‘不得为廉生，命矣!’廉生，王文敏字，尽室殉庚子之难者也。痪遂革，以癸卯正月七日卒，年五十有六。”由此记载可知此为蒉斋逝前数日之事。这是两人近二十年来的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见面，难怪会“累欷不已”。
不知这次见面，令两人“累欷不已”的往事中可有包括二十四年前两人与张人骏对雪围炉、削鹿脯下酒的那个除夕夜。我想，他们会忆及的。今天，当想起这前后相隔二十四年、情景迥异的两个除夕，品读着这批信札，虽然时隔百年，我们也是唏嘘不已。
香涛与绳庵均为直隶人，谊属同乡，因此，有关家乡的事情自然是两人日常交往中共同的重要话题和事项。其中，修建畿辅先哲祠是较为重要的一项。畿辅先哲祠即札中所提及的乡祠，位于下斜街，由张之洞与李鸿藻等人主持修建。乡祠的建设显然被香涛本人视为其生平一大功绩，《抱冰堂弟子记》专门记其事：“在京与同乡创建畿辅先哲祠，祀历朝乡贤，专收藏乡贤书画手迹。”其创建的时间，据许同莘考证，当在光绪六年，但光绪五年的《涧于日记》即已谈到此事。其年“八月十六日”条记：“同容舫至直隶会馆一游，故拙政园也。张子青先生抚吴时率乡人割俸建，长康司事。今已渐形荒落。在都时与李兰荪师，张孝达前辈方营畿辅先贤祠，当作书告之，务慎选司馆之人，以此为鉴也。”明确指出在其未离开京城之时先哲祠已在营建。据《年谱》记载，乡祠的倡建者为李鸿藻和香涛两人，而具体主持和负责者则是香涛，即《年谱》所说的“其规画一切，则公主之”。诸札中，尚有数札谈及收集畿辅先贤遗物者，其实也与先哲祠的建设有关。如第六札提到之赵南星铁如意即有拓本藏于祠中的“如意斋”。上述这些资料显示，张佩纶也参与了先哲祠的创建，而于祠中先贤文献的收集尤为着力。许同莘曾见香涛致绳庵一批信札，其中与先哲祠有关者颇多，并“屡言购先贤书画事”(《张文襄公年谱》卷一)。可居室所藏此批信札从内容上看似与许同莘所见者有关，或系其佚出者。畿辅先暂祠曾藏有大量畿辅先贤的遗璺、遗物，其中不少经过二张之手。诸札中提及的不少物品后来或有可能入藏乡祠。
编撰《畿辅先哲录》则是二张为家乡所作的一项不为人知的事情，前述第五札显示两人相约于己卯年十一月二十日见面讨论此书的编写(见上期图3)。而据《涧于日记》记载，此后两天，两人继续商谈此事：廿一日“过孝达，辑先哲录”；廿二日“香涛订修畿辅先哲录”。这项工作直至十二月十九日完成：“畿辅先哲录成。此月中，余心力疲乏极矣。天亦时有雪霰，为十余年所罕见。”在绳庵的日记中，从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十八日这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除十二月初五(“墓志写定”)、十二(“恪靖寄百金为赙，作书却之”)这两天之外，其余日子均未记录任何事情，可见此时张佩纶主要是埋首于此书之编撰。直到庚辰年二月初二日，绳庵夜宿通州李问樵家时，还曾谈及同人辑《畿辅先哲录》，并向李索其弟李载文传略寄香涛以资考证。
从这批信札和前引《涧于日记》的相关记载来看，《畿辅先哲录》可能由香涛倡议，而由绳庵负责文字工作。据前引的日记资料，可知该书历时不足一月即已完成，其后续有修订。二张所编此书未见流传和其他著录，或系编讫而未付手民者，其内容和篇幅也因此无从稽考。此后徐世昌曾编《大清畿辅先哲传》，不知与二张此书可有渊源。
要之，这批信札不但提供了清流时期二张交往详细而具体的重要资料，见证两人之间密切的关系，而且有助于了解他们日常的生活情况。我们日常在谈及这些重要历史人物时，往往只会联想到他们在庙堂之上为国家朝廷大事慷慨激越、侃侃高谈的形象，而容易忽略其公馀的一些活动。而这些信札所提供的信息，正好生动而具体地描绘出他们作为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另一侧面，从而使我们对其真实生活有更全面的掌握。
二张交往渐疏
光绪七年底，张之洞再次离京，出任山西巡抚。这时，二张几乎没有见面的机会，但彼此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书信往来频密。这由《张之洞全集》所收二十通致张佩纶的信札可见一斑。光绪八年四月二十日，孝达在晋抚任上所上的《胪举贤才折》中，所荐举的第一人即是蒉斋，并称其“内行纯美，秉性忠贞，清鲠不阿，能谋能断，诚挚可以共艰危，警敏可以应急变，内政外事皆所优为，请其志节才略，实为当代人才第一”。而在马江之战中，香涛还曾派广东的兵马驰援绳庵。
二张同为直隶老乡，同样出身文学侍从，负高才，有志略，堪称志同道合，而张佩纶的天资以及在清流时期的风头甚至超过了张之洞。但宦海沉浮，命运弄人，其后二人的仕途却是大相径庭：香涛由京城外放巡抚后仕途顺畅，一路得意，而绳庵则“丰才啬遇”，命运多舛，令人惋惜。
二人后来的仕途上为何有此截然不同的际遇，个中原因极为复杂，非本文所能说清。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法战争是两人事业和命运的重要转折点：绳庵因马江之战失利而遭谪成边，事业由此急转直下，命运坎坷。而香涛则因此显示出其军事才能以及协调各方利益的才能，此后屡鹰疆寄，最终八参机要，砥柱中流，成为一代名臣。
中法战争同时又是二人交往的转折点。两人自此之后音问渐稀，其关系渐趋疏远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绳庵造成军合期间，两人曾有过为数不多的书信往来，香涛也曾向绳庵馈赠金钱和广东的刻书、特产等。但与其他前辈、朋友如李鸿藻、王懿荣、黄国瑾等书问不断的情况相比，二张之间的书信往来确实稀少。但另一方面，两人仍互相牵挂。通过《涧于日记》，可知绳庵一直非常留意广雅的重要举动。同样，香涛也系念着绳庵。北京新近拍卖的一套《成同光板荡权臣大吏遗墨》册页所收香涛信札中，香涛就颇为关注绳庵在塞下的窘苦，并询问“幼樵明年可望赐环否”(见中安太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7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古籍文献专场图录658号)。其实，二人关系的疏远并不能像某些研究者那样全部归咎于香涛。事实上，绳庵似乎在有意无意之间疏离香涛。如光绪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绳庵“得安圃书，又孝达寄三百金”，但他迟至三月十三日才“复香涛书”，这种处理手法对当时的绳庵来说是很罕有的；同年七月十八日“得安圊及再同书，再同复寄孝达书及龙眼、荔枝来”，而日记中未见复香涛者。另一方面，与此同时，绳庵与李鸿章之间的书信来往却甚为频密，李在信中多坎论及香涛在两广的一些做法，又曾经命人前往探望绳庵。绳庵释还后立即入李鸿章幕，二张的关系就更为疏远。光绪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李鸿章因与张之洞就铁厂借款事相持不下，遂利用绳庵的关系，“从中通之”。绳庵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五年来先旋干厚禄故人者惟此而已，然究无谓也。”从中可窥见绳庵对香涛态度的某些变化。这也许可以有助于解开两人关系疏远之谜。
后来，绳庵定居金陵，张之洞则两度署理两江总督，按理两人在此期间的见面机会应该很多，但却因此时的绳庵对这位想登门相见的旧日密友避而不见，最后两人仅有一次会面。
陈宝琛撰《张蒉斋学士墓志铭》中记述了蒉斋去世前两人的这次会面：“南皮相国相暌近二十年，来权江督。欲见，辄以疾辞。侦少间，以岁除日就君纵谈身世，累欷不已。既而叹日：‘不得为廉生，命矣!’廉生，王文敏字，尽室殉庚子之难者也。痪遂革，以癸卯正月七日卒，年五十有六。”由此记载可知此为蒉斋逝前数日之事。这是两人近二十年来的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见面，难怪会“累欷不已”。
不知这次见面，令两人“累欷不已”的往事中可有包括二十四年前两人与张人骏对雪围炉、削鹿脯下酒的那个除夕夜。我想，他们会忆及的。今天，当想起这前后相隔二十四年、情景迥异的两个除夕，品读着这批信札，虽然时隔百年，我们也是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