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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乡村振兴视野下，本文重新考察了吴景超的城市社会学思想。研究发现，有别于单纯发展都市化经济和乡村建设，吴景超从经济化都市的视角，开始了对国家出路社会学取向的探索。基于“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的思想，吴景超构建了一种去边缘化和泛中心化的城乡融合发展图式，其主要目的是以都市振兴乡村，通过“都市 附庸”的区域结构扩大都市影响力，去除乡村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边缘地位，最终多都市通过合作与竞争连成一片，构建一种泛中心化的区域发展结构。重新探讨吴景超的城市社会学思想，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吴景超城乡关系城乡融合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C9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1-0113-09
一、引言
吴景超的社会学思想近年来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①在乡村振兴视野下重新审视其都市社会学思想，有着独特的意蕴。十九大以来，因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现代化经济体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为解决乡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将乡村发展摆在国家重点关注的战略地位。2018年中央更是发布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进一步为乡村发展指明方向。不过，作为一项长远的战略安排，乡村振兴毕竟处于探索发展阶段，目前学界对乡村振兴的地域依托问题持有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和行动倾向，②一种倾向是就乡村论乡村，这种倾向下的研究多囿于乡村内部的产业振兴，重视乡村自身的“造血”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乡村发展的外部支撑问题;另一种倾向是片面强调城镇化，忽视了乡村和逆城镇化问题，存在目标浪漫化、理想化的嫌疑，这种倾向容易导致经济社会运行效率的下降，与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要求相悖。姜长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努力规避几种倾向》，《农业经济问题》2018年第1期。吴景超的思想为我们避免这两种倾向，打开了视野，让我们从城乡关系的整体性视角去思考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背景，与吴景超所处时代乡村建设的现实状况有很大的相似性。尽管当前的乡村衰落与民国时期乡村危机产生的原因有所不同，但乡村在城乡二元格局中的弱势地位却是类似的。从制度层面来看，国家以往的规划设计都偏向城市，乡村发展在很长时期内都没有定位在国家发展较高的优先次序上。折晓叶、艾云：《城乡关系演变的研究路径——一种社会学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社会发展研究》2014年第2期。民国时期，中国现代化的推进者们（从知识分子到中产阶级，乃至政治领袖）大多将现代化的希望放在几个先进的城市，放在沿海地带，独独忽略了广大腹地和乡村。许纪霖：《中国现代化史》，学林出版社，2006年，第3～14页。相比之下，改革的现代化冲击对中国农村的影响并不明显，农村的变化多是间接的，放任自流的。[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35页。尽管随着现代工业的兴起，中国从农村文明向都市文明为特征的现代文明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28页。但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国都市的发达似乎并没有促进乡村的繁荣，相反都市兴起和乡村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反映了中国经济畸形发展的事实。费孝通：《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3年，第121～127页。到了当代，我国的社会形态同样经历了一个城市崛起与农村消逝同步演化的过程。文军、沈东：《当代中国城乡关系的演变逻辑与城市中心主义的兴起——基于国家、社会与个体的三维透视》，《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7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的乡村振兴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具有内在一致性，可以说乡村振兴是百年来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在新历史阶段的延伸。王先明在《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百年演进（论纲）》一文中指出，新农村建设并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时代性命题，它既是过去百年来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一个延伸，同时也是历史上“新农村建设”思想的一个历史性跨越。参见王先明：《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百年演进（论纲）》，《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在百年乡村建设连续统的角度下，重新探讨吴景超的城乡关系思想具有特殊的意义。与单纯的乡村建设和发展都市化经济、建设都市文明的城市化思路不同，吴景超为乡村建设提出的重要命题是“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这种思想建立在城乡互动的基础上，蕴含一种去边缘化与泛中心化的城乡融合发展图式。借鉴这种思想，可从城乡关系的整体性视角去审视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意义与实践困境。基于此，本文以吴景超的城鄉关系思想为研究对象，通过回顾其对乡土社会转型的思考，首先揭示吴景超在经济化都市的独特视角下探索国家出路的社会学取向，进而展现他基于中西社会反思构建的城乡融合发展图式。在反思中国城乡关系问题和发掘本土城乡关系发展理论的基础上，以期为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下中国城乡社会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二、经济化都市：探索国家出路的社会学取向
近代以来，对于国家的发展出路存在两种主流倾向：一种是发展都市化经济，进而实现现代化;一种是发展乡村，进行乡村建设。基于我国被迫现代化的背景，发展都市化经济已成为了当时现代化的主流取向。时人在化解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以及中国与西方等一系列命题的过程中，往往将中国置于西方现代社会的分析框架下，西方文明的“典范效应”成为模仿的对象，城市成为现代化的代名词。从思想层面来看，清末以来走出国门的先进知识分子目睹了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巨大差距，生发了学习西方城市文明的观念。赵可：《晚清知识分子城市观念的萌动与走向》，《中州学刊》1999年第1期。从现实发展来看，外力强迫下通商口岸的开放将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发展成为一条新的规律，何一民：《论近代中国大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转变与优先发展的条件》，《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4期。这些城市无论规模、职能、性质，还是发展动力、发展模式都带有资本主义色彩，葛剑雄等：《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80页。都市化经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位置愈益突出。这导致中国近代社会变革首先并主要发生在城市，特别是在沿海商埠和内陆大城市中的扩展，但始终没有向传统的腹地——广阔的乡村社区——扩散传播，因而，城市与乡村、沿海与腹地对峙的社会经济文化二元结构，便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突出现象。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40页。受核心-边陲逻辑的影响，边陲国家（地区）原有的城乡结构被分裂，新兴城市是为国外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服务的，负责把农业初级产品、工业原料和自然资源输出到远在海外的核心地区，把工业产品向乡村贩卖，从而失去了城市对乡村腹地的带动、反哺功能。宣朝庆：《百年乡村建设的思想场域和制度选择》，《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时代城乡一体化进程发生逆转，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趋向中，“城乡背离化”趋势隐然发生。王先明：《试论城乡背离化进程中的乡村危机——关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危机问题的辨析》，《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3期。随着乡村危机的爆发，第二种倾向应运而生，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主张从农村入手，针对农村存在的经济、教育等问题开展乡村建设、平民教育等运动，旨在将社会建设的重心从都市转移到乡村。 与上述都市化经济和乡村建设的发展思路不同，吴景超则另辟蹊径采用经济化都市的视角，将都市视作经济组织，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出路设计了全新的发展图式。具体来说，与都市化经济不同，经济化都市视角是把焦点从经济转移到都市自身，经济的地位固然重要，但仅作为都市的属性存在，如此便将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出路问题拉到了都市社会学视野之下。随后，吴景超将这种社会学取向贯彻到发展图式的具体设计上，首先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揭示都市的发生机制，进而将都市看作一种经济组织，把城乡发展纳入区域整体之中，强调都市对周围地区的辐射及服务能力，在此基础上，通过城乡融合发展步入现代化行列。
从经济属性对都市形成机制的解释，是吴景超都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探索国家出路的起点。留学期间，他从芝加哥日常生活切实体会到都市经济对周围地区的辐射作用，如芝加哥宰牲行业的牛羊来自于周围乡村的养殖户，周围乡村的牛羊肉则来自于芝加哥的屠宰场。⑦吴景超：《都市之研究》，《留美学生季报》1927年第3期。芝加哥各行各业折射出的城市与乡村间密切联系给了吴景超极大震撼，刺激他从经济属性角度解释都市形成机制。1927年吴景超明确提出“都市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一种组织，以一都市为中心，在这中心点，生产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以满足他各种欲望”。⑦这一定义从组织视角出发，把都市视作一种经济组织，并从交易的角度揭示都市的形成，指出满足人类欲望的方式在于交易。通过将都市组织看作一种近代文明的产物，他按组织规模（辐射范围）的大小区分了都市与市镇，指出市镇的商业势力只局限于周围数十里，而都市的商业（批发生意）规模可绵延周边数百里甚至数千里。当然，都市与市镇的区别不仅仅是表面的范围大小差异，二者在组织繁简、交通便利性、金融组织以及工业生产规模等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语。吴景超：《社会组织》，世界书局，1929年，第52～55页。二者的本质差异在于都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更大。
这种都市与市镇的类型划分是吴景超都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支撑，旨在从中西对比中为国家发展找寻出路。吴景超对都市与市镇的区分带有明显的经济进化论色彩，这在其《社会组织》一书中有具体阐释。在书中，他援引格拉斯《经济史入门》的观点说明都市经济的动态生成过程，格拉斯将经济史划分为采集经济、游培经济、乡村经济、市镇经济以及都市经济五期，采集经济和游培经济时期，人类常常迁徙;到了乡村经济时期，开始定居生活，贸易逐渐固定，出现庙会;到了市镇经济时期，商人及商店开始出现，贸易不再受时间的限制。自市镇经济出现后，市镇与附近数十里的乡村，便发生一种经济组织，这种组织包括该区域中的生产者及消费者。市镇经济再进步，便到了都市经济。从采集经济到都市经济，是人类的一大进步，从组织发展的角度来看，经济组织原是要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需要，而都市经济最能满足这种要求。吴景超：《社会组织》，世界书局，1929年，第47～55页。在与美国的比较中，吴景超指出美国早已到达都市经济一級，而中国还在市镇经济一级，上海、汉口等不过是都市的雏形，只有在都市经济之下，国家与人民才可富庶，而市镇经济只能使人民小康而已。⑥吴景超：《都市之研究》，《留美学生季报》1927年第3期。这种定位为他之后对国家出路进行探索及设计指明了方向。
总体来说，吴景超以社会学的眼光，从都市的角度出发系统地审视中国社会，这种经济化都市视角融合了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学科内涵，不但确立了其探索国家出路的社会学取向，也对后来社会学与经济学领域的都市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于社会学而言，他对城乡发展的中间层面——市镇经济的重视与后来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具有内在关联性。费孝通于20世纪80年代指出小城镇是“比农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的存在，这种社会实体是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它们都既具有与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可缺少的联系”，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9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99页。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应该走小城镇模式，以反哺区域经济，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于经济学而言，吴景超从经济属性对都市形成机制的解释与后来经济学领域对都市生成命题的研究具有一致性，他强调的都市中组织复杂、交通便利等方面都是促进交易效率提高、推动都市形成的关键要素，这与后来运用均衡分工、交易成本和报酬递增等概念解释城市的起源及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新兴古典学经济及区域经济学观点相通。新兴古典经济学具体观点参见马亚华、杨凡：《空间交易成本与城市的形成——作为一种经济组织的城市》，首届中国城市发展与产业经济学术年会论文集，2014年11月，第188～196页。区域经济学具体观点参见安虎森：《区域经济学通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47～156页。
三、去边缘化与泛中心化：一种城乡融合的发展图式
在经济化都市视角下，吴景超通过对中西社会的反思提出了城乡融合的发展图式。对西方社会研究颇深的吴景超在美留学习期间，费孝通先生曾说，“要查各国情况、社会统计就找吴（景超）先生”。参见费孝通：《在纪念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教授学术思想讨论会上的讲话（代序一）》，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页。看到西方都市可辐射周围数千里，都市与周围地区处于一种良好的交易状态。然而，当时中国的城乡却处于一种二元分离的状态，这刺激他“借他人的镜子，看出自己社会的短处来”。⑥对于当时的农村问题，吴景超提出需要放在经济建设的大问题之下解决。他认为农村运动无法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这种对乡村建设运动的认识总体上与陈序经一致，都认为农民的生计问题，不是乡建运动所能解决的。刘集林：《批判与建设：陈序经与吴景超文化社会思想之比较》，《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这种思路与时人王枕心一致，“在以都市支配农村的经济组织系统下，抛却都市与农村的关系，去谈农村建设是绝对不可能的一回事”。王枕心：《对于农村建设的意见》，《乡村建设》1936年第5期。吴景超指出中国农民数量巨大，占当时人口的80%，而农村运动的力量有限，所以必须把农村问题放在经济建设的大问题之下，与工业、矿业、运输业、商业等问题一同解决，如此才能彻底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6～17页。由此，吴景超开始思考如何有效地将乡村纳入到中国现代化潮流之中。 首先，吴景超从都市的经济属性出发，将城乡作为一个整体，试图破除城乡由地理映射到发展优先级上的中心-边缘结构，对城乡发展策略进行设计。他关注都市经济的发展，认为只有在都市经济之下，国家与人民才可富庶，为此，他提出的都市发展策略是组织市场、兴办工业、发展交通、整顿金融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需要同时进行，互为因果。吴景超：《都市社会学》，世界书局，1929年，第22页。需要指出的是，吴景超的都市发展策略，并不仅仅是发展都市，他以生物学的细胞类比，指出对都市进行研究不能只看到都市，还要看到都市以外的地区，即都市附庸，吴景超所谓的“附庸”更强调的是辅车相依的关系，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主次、从属关系。发展都市必须注重都市的附庸，附庸与都市的关系可以用蜘蛛网来比喻，蜘蛛如都市，蜘蛛网所及之地便是都市的附庸，蜘蛛网的线便是铁路与河流。吴景超：《都市之研究》，《留美学生季报》1927年第3期。也就是说，吴景超视域内的都市发展旨在超越城乡发展的中心-边缘结构，将都市及都市周边的地区纳入一个整体之中，由都市与都市的附庸共同组成都市区域。对于都市附庸的确立方法，吴景超指出不是单看距离的远近，而是看它与都市的交通，此处他再次以蜘蛛网作比喻，指出交通是都市与附庸沟通的重要媒介，因此，都市的附庸并不固定，而是随着交通的发展而产生变化（吴景超：《都市社会学》，世界书局，1929年，第8～12页）。所谓“都市区域”是一种经济区域，“在这个区域之内的人民，分工合作，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他们交易的中心点便是都市”，⑤吴景超：《都市社会学》，世界书局，1929年，第12、1221页。这种“都市区域”的定义与其1926年提出的都市定义如出一辙，其目的都在于将都市的工商业发展与都市周围地区的出产品紧密联系起来，强调都市与其附庸的经济关系。这种以都市为中心，将都市周围的附庸地区纳入“都市区域”之中的发展思想，与当前的都市经济圈和区域发展思想类似，不仅关注都市的发展，还要促进都市周边地区的共同发展，具有城乡体系协同发展的色彩。当然，除了都市与其附庸的关系，吴景超还关注都市与都市的关系，强调都市间的互助与竞争，⑤这种互助与竞争的目的在于构建一种泛中心化的区域发展结构，扩大区域影响力。
随后，吴景超在“都市附庸”思想的基础上，又明确提出“发展城市以救济农村”的城乡关系思想。这种思想既受组织视角的影响，也是系统关系的体现，其内涵是在发展都市的基础上救济农村，实现城乡的协同发展。这一思想与其经济组织视角下都市及其附庸关系的观点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二者都从空间维度上将都市周围的区域纳入都市发展之中。他认为近代社会与中古或上古社会的差异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人口的都市化，人口都市化包括两种意义，一是从人口的地理分配上看去，19世纪以后住在都市的人逐渐增加;二是从人口的职业分配上看，19世纪后从事农业的人逐渐减少，在别种实业中谋生的人逐渐增多。强调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以及商业的发展三点因素对近代都市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他指出一个国家乡村与都市人口分配上的适当比例是提高人民生活程度的关键所在，中国想要达至更深的都市化，无其他新奇之路，只有步先进国的后尘，改良农业，提倡新式工业，发展机械运输，供给贸易便利。吴景超：《近代都市化的背景》，《清華学报》1933年第2期。接着吴景超提出城乡协同发展的三种事业：一是兴办工业，解决农村大量剩余人口的生计问题;二是发展交通，确立都市内地，加强都市与农村、都市与都市之间的联络;三是扩充金融机关，把总行设于都市，支行或代理处分布于内地各处，既可以吸收内地的现金来做生产的事业，又可放款于内地，使农民减轻利息上的负担。⑩吴景超：《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市政评论》1934年第9期。他认为，工商业是都市繁荣的根据，交通线是都市与其贸易领域打成一片的工具。吴景超：《近代都市的研究法（通信）》，《食货》1935年第5期。可以看出，这种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的思想本质是通过交通、金融等网络将都市乡村连成一片，在实现城市发展的同时促进农民、农村问题的解决。概言之，不同于单纯发展都市或建设乡村，吴景超设计的是一种城乡融合发展的思路，这种思路体现了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积极探索，更是吴景超方案的核心和前瞻性所在。
在“发展都市救济农村”的思想中，吴景超尤其强调“人”的因素，主张都市中的领袖树立“都市意识”。他认为当时中国的领袖缺少一种“都市意识”，所谓“都市意识”是指都市领袖更新对都市范围的认识，明白都市与周边农村的相互关系，努力经营这些地方，使之与都市共存共荣。他指出假如每个都市中的领袖都有都市意识，然后根据此种意识去努力，那么中国虽然当时经济萧条，农村破产，但将来总有繁荣的一日。⑩确立“都市意识”需要明确“都市内地”，他指出每个都市都有它的内地（hinterland），这个内地是它的主要市场，也是它的实物与原料的主要来源，每个有“都市意识”的人，都注意其内地的生产。都市内地的确立对于理解都市活动，或预测都市将来的发展都是有用的。因此，他主张都市中的领袖，特别是商会中的负责人出来领导“都市内地”研究。吴景超：《怎样划定一个都市的内地》，《独立评论》1935年第151期。从吴景超的学术脉络可以看出，其“都市意识”“都市内地”的提出与前期的“都市附庸”思想一脉相承，目的在于确定都市范围，在发展都市的基础上，救济周围的农村，这种城乡发展正是吴景超组织视角延伸出来的组织发展模式，本身蕴含一种共同体思维。
与上述对城乡融合发展图式的系统探索相比，目前学界多关注吴景超的“以工立国”工业化发展主张，该现象主要受到20世纪上半叶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论战（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的影响。从学术脉络来看，工业化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吴景超的工业化理论与其城乡协同发展策略一脉相承、相互补充。在“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争论中，吴景超认为中国没有歧路，只有走工业化的道路才能图存。吴景超：《我们没有歧路》，《独立评论》1934年第125期。他指出，欧美通过工业革命提高了大众的生活水平，提倡中国的工业化也正是为了改善贫穷问题，提高生活水平。吴景超：《贫穷的征服》，《华年》1935年第36期。在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检讨中，他分析了资本、技术、管理、外货竞争以及政府与工业的关系，深入探讨了中国工业化应该改革的问题。吴景超：《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检讨（未完）》，《独立评论》1937年第231期;吴景超：《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检讨（续）》，《独立评论》1937年第232期;吴景超：《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检讨（续完）》，《独立评论》1937年第233期。认为中国由贫弱到富强，工业化是最重要的工作，只有实现工业化，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程度和国防力量这两个“富”和“强”的目标才能实现。⑥吴景超：《中国工业化的途径》，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14、4655页。值得注意的是，吴景超的工业化理论既注重政府的责任，也注重商会、同业公会等社会组织的合作，⑥这种国家与社会共治的思想是其工业化理论的重要特征。 整体来看，吴景超在城乡关系问题上秉承系统、联系的眼光，这内在地决定了其发展策略在城乡关系构型上注重城乡“差异”而非“差距”，强调都市对乡村的服务功能。20世纪以来，随着城乡二元格局的形成，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受到极大重视，逐渐形成了“城乡差距”的观念，生成了城市挤压农村的发展态势。针对此，吴景超的城乡关系学说将都市看作一种经济组织，强调发展都市的重要性，发展出“都市附庸”“都市意识”“都市内地”等思想，通过将都市周围的乡村纳入到都市这一整体系统之中，生成了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这一协同发展策略。这种由“城乡差异”生发出的城乡协同发展思路，旨在去除乡村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边缘地位，同时通过“都市 附庸”的区域结构扩大都市影响力，最终多都市通过合作与竞争连成一片，构建一种泛中心化的区域发展结构。吴景超这种去边缘化与泛中心化的城乡融合发展图式，是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救济农村、解决当时国家出路问题的代表性方案之一。
四、以改良社会为终极归宿：一种自觉的社会建设意识
作为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家，吴景超的学术思想是民族危机深重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真切表露，旨在改变中国的不幸境遇，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进而为中国寻求一条切实可行的出路。陈树德：《如何改变中国的不幸境遇？——重读〈第四种国家的出路〉》，《社会》1996年第8期。吴景超对中国城乡发展图式的理论设计，彰显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自觉的社会建设意识，以及探索国家出路的社会学取向。
民国时期，社会发展出路问题作为迫切的时代需求，引起时人的极大关注。随着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认识，知识分子形成了自觉的社会建设意识，并逐步展开社会建设。从社会建设的角度来看，吴景超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思想的直接目标是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终极归宿是改良社会的理想，这本质上是一种自觉的社会建设意识。归结起来，吴景超对国家出路的探索是一种具有浓重工业化色彩，同时兼顾社会政策和制度重构的“社会建设论”。宣朝庆、王铂辉：《一九四〇年代中国社会建设思想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从吴景超的个人经历来看，其社会建设的自觉可追溯至留美之前。吴景超于1915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校期间担任《清华周刊》的编辑。基于对研究和工作的热情，1919年不到18岁的吴景超便撰写了《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从位置、沿革、物产、宗法、生活、教育、风俗和胜景八个方面，对徽州的一个传统村落作了多维度的细致描述，吴景超：《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癸亥级刊》1919年6月。这说明他早期便十分关注社会问题，重视实地调查。1921年，在《暑假期内我们对于家乡的贡献》一文中，他指出中国人最大的缺点是无共同生活，无编制能力，要矫正这两个缺点必须要努力输入组织会社的精神，因此他明确提出学生可以在家乡组织少年学会，少年学会的宗旨就在于研究学术、修养品行、改良社会。吴景超：《暑假期内我们对于家乡的贡献》，《清华周刊》1921年第7期。可见，此时的吴景超已有调查社会、改良社会的理想，这种理想一直贯穿在他之后的研究与实践中。
国外留学的经历，不仅强化了吴景超重视实地调查以改良社会的观点，也培养了其中西对比的视野以及改良社会的科学理论。吴景超于1923年赴美留学，1925年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师从著名社会学家帕克。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其都市社会学具有明显的经验主义取向。1926年他指出美国社会学大多都是进行实地调查，发现社会问题。吴景超：《都市之研究》，《留美学生季报》1927年第3期。在他的社会学研究中，他指出彻底的社会改良须根据社会事实，吴景超：《中国县志的改造》，《独立评论》1933年第60期。他认为社会学的观点是一种综合的观点，在研究社会时用得着，在改良社会时也用得着，因此，一切改良社会的工作，必须有科学的理论做基础，以证明其工作对于改良社会确有贡献。吴景超：《社会学观点的应用》，《独立评论》1934年第111期。在《贫穷的征服》《都市研究与市政》等多篇论文中，他重复强调外国社会调查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英国的都市研究，包括蒲司（Charles Booth）对伦敦穷人生活的详细、连续研究，蒲司于1886年开始以地域和职业为根据，花费十几年实地调查伦敦穷人的生活。蒲司研究开始后的40余年，伦敦大学又根据蒲司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呈现出几十年间完备的伦敦穷人生活状况。以及针对大都市生活各方面的利物浦（Liverpool）调查;即英国利物浦大学针对大都市生活各方面所做的调查。另一方面是美国的都市调查，吴景超特别强调美国都市调查的特殊之处在于很多人认识到都市调查与改良社会的关系。吴景超：《都市研究与市政》，《市政评论》1935年第9期。将吴景超的论述与其后期的思想结合起来，不难发现，国外的理论与调查影响了他的都市社会学理论，强化了他调查社会以改良社会的理想。
从吴景超对提高人民生活程度的重视中，更是可以看出他進行社会建设的自觉。他多次将都市经济发达的英美国家与中国当时的情况进行对比，指出都市经济发达的国家其人民的生活水平远非那些处于乡村经济或市镇经济之下谋生活的国家所可及。吴景超：《社会组织》，世界书局，1929年，第55页。他认为中美农民生活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农场面积大小以及是否使用机器，提高中国农民生活程度的方法一是开垦荒地，扩大耕种面积;二是发展农业以外的实业，吸收农业过剩人口。吴景超：《中国农民的生活程度与农场》，《新月》1930年第3期。他提出中国的城乡人口需要保持适当的比例，同时走工业化的道路，最终达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他具有本土化性质、作为社会学命题而提出的“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就是以改良的立场谋中国的出路。陈新华：《留美生与中国社会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1页。从改良社会的理想出发，可以想象到吴景超1935年开始在行政院的任职必然带有以学术改良社会的抱负，以及将学术运用于实践的理想，在其对善后救济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抱负和理想。 吴景超注重探索中国本土化的城乡发展策略，其研究具有注重本土性、注重实地调查、注重比较，以及善用类型等特点。第一，注重本土化理论的重要性。他在1929年就指出教授社会科学的人应当注意社会科学的方法，要在弄清社会科学的方法后去研究中国社会的问题，不能做外国社会科学的附庸。吴景超：《几个社会学者所用的方法》，《社会学界》1929年第3期。他对中国社会的研究都是从理论下手，根据理论来研究中国的社会，以研究中国现实之所得，再来修改理论。⑥吴景超：《近代都市的研究法（通信）》，《食货》1935年第5期。第二，强调搜集事实材料的重要性，注重实地材料的收集。他认为对事实材料的收集是社会学者谈论社会问题与他人不同的地方，吴景超：《社会学观点下之社会问题》，《金陵月刊》1929年第2期。“中国今日无论什么社会科学，最感困难的，便是材料的缺乏……我们以后研究经济生活，应当注重于实地调查”。吴景超：《社会组织》，世界书局，1929年，第55页。为解决研究社会问题及改良社会问题者搜集资料的问题，他提出应该改造中国的县志，主张参照李景汉先生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作为县志修改的模范，详实地记录社会状况。吴景超：《中国县志的改造》，《独立评论》1933年第60期。在都市研究资料的收集方面，应包括都市的历史、统计、区域、位置、人口、组织等方面;⑥在农村资料的收集上，应注重当地的人口与耕地资料。第三，正如费孝通指出的，吴景超的研究是宏观的，用全世界各国的材料来做比较，去找中国社会的出路，去理解中国社会。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页。吴景超对很多问题的探讨都以外国作比较，在《世界上的四种国家》一文中，他根据人口密度及职业分派划分出四种国家，找到中国的定位。吴景超：《世界上的四种国家》，《独立评论》1933年第75期。在对中国佃户如何变成自耕农的问题中，他用美国和丹麦来做比较，指出中国可参照丹麦的方法，以政府的力量解决佃户问题。吴景超：《从佃户到自耕农》，《清华学报》1934年第4期。第四，吴景超善于利用类型的方式，在类型划分的基础上，提出改良计划。比如在农村问题上，他从中国农民用什么手段去换取他们所需的物资与劳务这个问题出发，将中国农村分为宁波型（输出劳务，换取金钱）和绍兴型（输出物资，换取需要）两类，在此基础上为农村发展提出指导意见。吴景超：《中国农村的两种类型》，《世纪评论》1947年第12期。总之，吴景超的城乡关系学说建立在中国本土发展的基础上，其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确立都市意识的思想对当前城乡发展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五、结语：构建乡村振兴的文化自觉
城乡关系是认识中国与发展中国的出发点。马克思曾说，“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7页。我国的城乡关系在近代以前处于良性循环状态，任吉东：《历史的城乡与城乡的历史：中国传统城乡关系演变浅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在此过程中，城市集中了价值观、意识形态、制度以及器物等文明要素，成为文明的载体，主要为周边的农村和整个农业经济服务。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第313～330页。到了近代，在外部力量的干预下，原有的城乡一体化被破解，城乡背离化发展态势造成了乡村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衰退危机，爆发严重的乡村危机。王先明：《试论城乡背离化进程中的乡村危机——关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危机问题的辨析》，《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3期。自此，乡村建设成为近代尤其是20世纪以来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王先明：《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百年演进（论纲）》，《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对乡村发展，乃至国家出路的探索成为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
本文从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两方面对吴景超的思想进行了考察。就现实意义而言，在百年乡村建设连续统中，以都市振兴乡村社会的发展思路应得到重视。当前，我国乡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乡村振兴战略应运而生。从根本上讲，乡村振兴是解决中国经济、政治和基层社会治理短板的大战略。科学把握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必须处理好乡村振兴和城市化战略的逻辑关系，黄祖辉：《科学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逻辑与建设目标》，《中国农民合作社》2018年第3期。换句话说，乡村振兴需要置于城乡关系的大视野中考察。这里可以借鉴吴景超城乡关系学说中的整体、系统视角：首先，将城乡发展纳入整体视野。城乡发展应该做到费孝通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即在保持“城乡差异”的同时，通过提升中心城市的辐射力，加强城城互联，将城市与乡村发展结合起来，以城乡互补的方式促进乡村振兴的实现。其次，要将当前的区域发展战略纳入国家发展的整体视野。为解决我国城市发展的“点状”繁荣问题，国家相继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等战略，不过，这些战略容易将人们的视野集中在某一具体地域，而忽略整体视角。为此，需要从国家发展整体视野的角度，将区域发展战略统筹结合，通过构建泛中心化的区域发展结构，在促进地区发展的同时，克服点状繁荣问题，促进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的解决。
就学术价值而言，吴景超凭借其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交叉视角做出了许多先驱性工作，其“城乡差异”基础上的城乡协同发展方案是中国本土化城乡关系理论不可跳跃的章节。然而，现有研究多延续以往的研究传统，在“重工学派”与“西化学派”的标签下解读吴景超的学术理路。这两个标签在体现吴景超学术特色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吴景超都市社会学先驱的思想贡献，无法将他对国家出路的探索全景式呈现出来。从吴景超的学术发展脉络来看，他基于中西对比，得出中国社会的城乡发展方案，该方案旨在去除乡村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边缘地位，同时通过“都市 附庸”的区域结构扩大都市影响力，最终多都市通过合作与竞争连成一片，形成一种泛中心化的区域发展结构。吴景超工业化理论建立在其都市社会学系统发展后的视野之下，是其城乡关系观点下发展中国的实践策略。系统考察吴景超的城市社会学思想，有助于本土化城乡关系理论的构建。
进一步来说，乡村振兴视野下，无論是本土化理论构建，还是现实发展，都应该增强文化自觉意识。费孝通先生曾说，“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思想战线》2004年第2期。任何形式的“文化自觉”都必须是与时俱进的，这种“自觉”不仅仅以认知、反思传统为自觉，更深刻的意义是反思、批判过去的同时，认知现实、建构未来。张鸿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自觉”与创新——以苏南现代化示范区为例》，《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因此，需要从文化自觉的角度重新审视当前的乡村振兴战略。近年来，我国对城乡关系的认识不断提升，从城乡统筹发展，到城乡一体化发展，再到今天的城乡融合发展。于乡村而言，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最根本的振兴是让中国农民进入城市文明社会，让农民成为市民，成为有契约精神的理性的市民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从深层次的城乡关系理论视角去思考乡村振兴。作为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乡村振兴的实现不但需要反思过去，找寻本土城乡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还需要认知现实，探索中国本土化的城乡发展方向。概而言之，需要增强乡村振兴的文化自觉意识，加强对城乡发展的理论建设。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秦开凤
关键词吴景超城乡关系城乡融合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C9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1-0113-09
一、引言
吴景超的社会学思想近年来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①在乡村振兴视野下重新审视其都市社会学思想，有着独特的意蕴。十九大以来，因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现代化经济体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为解决乡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将乡村发展摆在国家重点关注的战略地位。2018年中央更是发布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进一步为乡村发展指明方向。不过，作为一项长远的战略安排，乡村振兴毕竟处于探索发展阶段，目前学界对乡村振兴的地域依托问题持有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和行动倾向，②一种倾向是就乡村论乡村，这种倾向下的研究多囿于乡村内部的产业振兴，重视乡村自身的“造血”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乡村发展的外部支撑问题;另一种倾向是片面强调城镇化，忽视了乡村和逆城镇化问题，存在目标浪漫化、理想化的嫌疑，这种倾向容易导致经济社会运行效率的下降，与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要求相悖。姜长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努力规避几种倾向》，《农业经济问题》2018年第1期。吴景超的思想为我们避免这两种倾向，打开了视野，让我们从城乡关系的整体性视角去思考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背景，与吴景超所处时代乡村建设的现实状况有很大的相似性。尽管当前的乡村衰落与民国时期乡村危机产生的原因有所不同，但乡村在城乡二元格局中的弱势地位却是类似的。从制度层面来看，国家以往的规划设计都偏向城市，乡村发展在很长时期内都没有定位在国家发展较高的优先次序上。折晓叶、艾云：《城乡关系演变的研究路径——一种社会学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社会发展研究》2014年第2期。民国时期，中国现代化的推进者们（从知识分子到中产阶级，乃至政治领袖）大多将现代化的希望放在几个先进的城市，放在沿海地带，独独忽略了广大腹地和乡村。许纪霖：《中国现代化史》，学林出版社，2006年，第3～14页。相比之下，改革的现代化冲击对中国农村的影响并不明显，农村的变化多是间接的，放任自流的。[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35页。尽管随着现代工业的兴起，中国从农村文明向都市文明为特征的现代文明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28页。但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国都市的发达似乎并没有促进乡村的繁荣，相反都市兴起和乡村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反映了中国经济畸形发展的事实。费孝通：《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3年，第121～127页。到了当代，我国的社会形态同样经历了一个城市崛起与农村消逝同步演化的过程。文军、沈东：《当代中国城乡关系的演变逻辑与城市中心主义的兴起——基于国家、社会与个体的三维透视》，《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7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的乡村振兴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具有内在一致性，可以说乡村振兴是百年来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在新历史阶段的延伸。王先明在《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百年演进（论纲）》一文中指出，新农村建设并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时代性命题，它既是过去百年来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一个延伸，同时也是历史上“新农村建设”思想的一个历史性跨越。参见王先明：《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百年演进（论纲）》，《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在百年乡村建设连续统的角度下，重新探讨吴景超的城乡关系思想具有特殊的意义。与单纯的乡村建设和发展都市化经济、建设都市文明的城市化思路不同，吴景超为乡村建设提出的重要命题是“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这种思想建立在城乡互动的基础上，蕴含一种去边缘化与泛中心化的城乡融合发展图式。借鉴这种思想，可从城乡关系的整体性视角去审视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意义与实践困境。基于此，本文以吴景超的城鄉关系思想为研究对象，通过回顾其对乡土社会转型的思考，首先揭示吴景超在经济化都市的独特视角下探索国家出路的社会学取向，进而展现他基于中西社会反思构建的城乡融合发展图式。在反思中国城乡关系问题和发掘本土城乡关系发展理论的基础上，以期为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下中国城乡社会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二、经济化都市：探索国家出路的社会学取向
近代以来，对于国家的发展出路存在两种主流倾向：一种是发展都市化经济，进而实现现代化;一种是发展乡村，进行乡村建设。基于我国被迫现代化的背景，发展都市化经济已成为了当时现代化的主流取向。时人在化解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以及中国与西方等一系列命题的过程中，往往将中国置于西方现代社会的分析框架下，西方文明的“典范效应”成为模仿的对象，城市成为现代化的代名词。从思想层面来看，清末以来走出国门的先进知识分子目睹了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巨大差距，生发了学习西方城市文明的观念。赵可：《晚清知识分子城市观念的萌动与走向》，《中州学刊》1999年第1期。从现实发展来看，外力强迫下通商口岸的开放将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发展成为一条新的规律，何一民：《论近代中国大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转变与优先发展的条件》，《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4期。这些城市无论规模、职能、性质，还是发展动力、发展模式都带有资本主义色彩，葛剑雄等：《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80页。都市化经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位置愈益突出。这导致中国近代社会变革首先并主要发生在城市，特别是在沿海商埠和内陆大城市中的扩展，但始终没有向传统的腹地——广阔的乡村社区——扩散传播，因而，城市与乡村、沿海与腹地对峙的社会经济文化二元结构，便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突出现象。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40页。受核心-边陲逻辑的影响，边陲国家（地区）原有的城乡结构被分裂，新兴城市是为国外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服务的，负责把农业初级产品、工业原料和自然资源输出到远在海外的核心地区，把工业产品向乡村贩卖，从而失去了城市对乡村腹地的带动、反哺功能。宣朝庆：《百年乡村建设的思想场域和制度选择》，《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时代城乡一体化进程发生逆转，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趋向中，“城乡背离化”趋势隐然发生。王先明：《试论城乡背离化进程中的乡村危机——关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危机问题的辨析》，《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3期。随着乡村危机的爆发，第二种倾向应运而生，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主张从农村入手，针对农村存在的经济、教育等问题开展乡村建设、平民教育等运动，旨在将社会建设的重心从都市转移到乡村。 与上述都市化经济和乡村建设的发展思路不同，吴景超则另辟蹊径采用经济化都市的视角，将都市视作经济组织，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出路设计了全新的发展图式。具体来说，与都市化经济不同，经济化都市视角是把焦点从经济转移到都市自身，经济的地位固然重要，但仅作为都市的属性存在，如此便将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出路问题拉到了都市社会学视野之下。随后，吴景超将这种社会学取向贯彻到发展图式的具体设计上，首先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揭示都市的发生机制，进而将都市看作一种经济组织，把城乡发展纳入区域整体之中，强调都市对周围地区的辐射及服务能力，在此基础上，通过城乡融合发展步入现代化行列。
从经济属性对都市形成机制的解释，是吴景超都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探索国家出路的起点。留学期间，他从芝加哥日常生活切实体会到都市经济对周围地区的辐射作用，如芝加哥宰牲行业的牛羊来自于周围乡村的养殖户，周围乡村的牛羊肉则来自于芝加哥的屠宰场。⑦吴景超：《都市之研究》，《留美学生季报》1927年第3期。芝加哥各行各业折射出的城市与乡村间密切联系给了吴景超极大震撼，刺激他从经济属性角度解释都市形成机制。1927年吴景超明确提出“都市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一种组织，以一都市为中心，在这中心点，生产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以满足他各种欲望”。⑦这一定义从组织视角出发，把都市视作一种经济组织，并从交易的角度揭示都市的形成，指出满足人类欲望的方式在于交易。通过将都市组织看作一种近代文明的产物，他按组织规模（辐射范围）的大小区分了都市与市镇，指出市镇的商业势力只局限于周围数十里，而都市的商业（批发生意）规模可绵延周边数百里甚至数千里。当然，都市与市镇的区别不仅仅是表面的范围大小差异，二者在组织繁简、交通便利性、金融组织以及工业生产规模等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语。吴景超：《社会组织》，世界书局，1929年，第52～55页。二者的本质差异在于都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更大。
这种都市与市镇的类型划分是吴景超都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支撑，旨在从中西对比中为国家发展找寻出路。吴景超对都市与市镇的区分带有明显的经济进化论色彩，这在其《社会组织》一书中有具体阐释。在书中，他援引格拉斯《经济史入门》的观点说明都市经济的动态生成过程，格拉斯将经济史划分为采集经济、游培经济、乡村经济、市镇经济以及都市经济五期，采集经济和游培经济时期，人类常常迁徙;到了乡村经济时期，开始定居生活，贸易逐渐固定，出现庙会;到了市镇经济时期，商人及商店开始出现，贸易不再受时间的限制。自市镇经济出现后，市镇与附近数十里的乡村，便发生一种经济组织，这种组织包括该区域中的生产者及消费者。市镇经济再进步，便到了都市经济。从采集经济到都市经济，是人类的一大进步，从组织发展的角度来看，经济组织原是要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需要，而都市经济最能满足这种要求。吴景超：《社会组织》，世界书局，1929年，第47～55页。在与美国的比较中，吴景超指出美国早已到达都市经济一級，而中国还在市镇经济一级，上海、汉口等不过是都市的雏形，只有在都市经济之下，国家与人民才可富庶，而市镇经济只能使人民小康而已。⑥吴景超：《都市之研究》，《留美学生季报》1927年第3期。这种定位为他之后对国家出路进行探索及设计指明了方向。
总体来说，吴景超以社会学的眼光，从都市的角度出发系统地审视中国社会，这种经济化都市视角融合了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学科内涵，不但确立了其探索国家出路的社会学取向，也对后来社会学与经济学领域的都市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于社会学而言，他对城乡发展的中间层面——市镇经济的重视与后来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具有内在关联性。费孝通于20世纪80年代指出小城镇是“比农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的存在，这种社会实体是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它们都既具有与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可缺少的联系”，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9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99页。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应该走小城镇模式，以反哺区域经济，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于经济学而言，吴景超从经济属性对都市形成机制的解释与后来经济学领域对都市生成命题的研究具有一致性，他强调的都市中组织复杂、交通便利等方面都是促进交易效率提高、推动都市形成的关键要素，这与后来运用均衡分工、交易成本和报酬递增等概念解释城市的起源及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新兴古典学经济及区域经济学观点相通。新兴古典经济学具体观点参见马亚华、杨凡：《空间交易成本与城市的形成——作为一种经济组织的城市》，首届中国城市发展与产业经济学术年会论文集，2014年11月，第188～196页。区域经济学具体观点参见安虎森：《区域经济学通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47～156页。
三、去边缘化与泛中心化：一种城乡融合的发展图式
在经济化都市视角下，吴景超通过对中西社会的反思提出了城乡融合的发展图式。对西方社会研究颇深的吴景超在美留学习期间，费孝通先生曾说，“要查各国情况、社会统计就找吴（景超）先生”。参见费孝通：《在纪念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教授学术思想讨论会上的讲话（代序一）》，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页。看到西方都市可辐射周围数千里，都市与周围地区处于一种良好的交易状态。然而，当时中国的城乡却处于一种二元分离的状态，这刺激他“借他人的镜子，看出自己社会的短处来”。⑥对于当时的农村问题，吴景超提出需要放在经济建设的大问题之下解决。他认为农村运动无法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这种对乡村建设运动的认识总体上与陈序经一致，都认为农民的生计问题，不是乡建运动所能解决的。刘集林：《批判与建设：陈序经与吴景超文化社会思想之比较》，《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这种思路与时人王枕心一致，“在以都市支配农村的经济组织系统下，抛却都市与农村的关系，去谈农村建设是绝对不可能的一回事”。王枕心：《对于农村建设的意见》，《乡村建设》1936年第5期。吴景超指出中国农民数量巨大，占当时人口的80%，而农村运动的力量有限，所以必须把农村问题放在经济建设的大问题之下，与工业、矿业、运输业、商业等问题一同解决，如此才能彻底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6～17页。由此，吴景超开始思考如何有效地将乡村纳入到中国现代化潮流之中。 首先，吴景超从都市的经济属性出发，将城乡作为一个整体，试图破除城乡由地理映射到发展优先级上的中心-边缘结构，对城乡发展策略进行设计。他关注都市经济的发展，认为只有在都市经济之下，国家与人民才可富庶，为此，他提出的都市发展策略是组织市场、兴办工业、发展交通、整顿金融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需要同时进行，互为因果。吴景超：《都市社会学》，世界书局，1929年，第22页。需要指出的是，吴景超的都市发展策略，并不仅仅是发展都市，他以生物学的细胞类比，指出对都市进行研究不能只看到都市，还要看到都市以外的地区，即都市附庸，吴景超所谓的“附庸”更强调的是辅车相依的关系，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主次、从属关系。发展都市必须注重都市的附庸，附庸与都市的关系可以用蜘蛛网来比喻，蜘蛛如都市，蜘蛛网所及之地便是都市的附庸，蜘蛛网的线便是铁路与河流。吴景超：《都市之研究》，《留美学生季报》1927年第3期。也就是说，吴景超视域内的都市发展旨在超越城乡发展的中心-边缘结构，将都市及都市周边的地区纳入一个整体之中，由都市与都市的附庸共同组成都市区域。对于都市附庸的确立方法，吴景超指出不是单看距离的远近，而是看它与都市的交通，此处他再次以蜘蛛网作比喻，指出交通是都市与附庸沟通的重要媒介，因此，都市的附庸并不固定，而是随着交通的发展而产生变化（吴景超：《都市社会学》，世界书局，1929年，第8～12页）。所谓“都市区域”是一种经济区域，“在这个区域之内的人民，分工合作，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他们交易的中心点便是都市”，⑤吴景超：《都市社会学》，世界书局，1929年，第12、1221页。这种“都市区域”的定义与其1926年提出的都市定义如出一辙，其目的都在于将都市的工商业发展与都市周围地区的出产品紧密联系起来，强调都市与其附庸的经济关系。这种以都市为中心，将都市周围的附庸地区纳入“都市区域”之中的发展思想，与当前的都市经济圈和区域发展思想类似，不仅关注都市的发展，还要促进都市周边地区的共同发展，具有城乡体系协同发展的色彩。当然，除了都市与其附庸的关系，吴景超还关注都市与都市的关系，强调都市间的互助与竞争，⑤这种互助与竞争的目的在于构建一种泛中心化的区域发展结构，扩大区域影响力。
随后，吴景超在“都市附庸”思想的基础上，又明确提出“发展城市以救济农村”的城乡关系思想。这种思想既受组织视角的影响，也是系统关系的体现，其内涵是在发展都市的基础上救济农村，实现城乡的协同发展。这一思想与其经济组织视角下都市及其附庸关系的观点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二者都从空间维度上将都市周围的区域纳入都市发展之中。他认为近代社会与中古或上古社会的差异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人口的都市化，人口都市化包括两种意义，一是从人口的地理分配上看去，19世纪以后住在都市的人逐渐增加;二是从人口的职业分配上看，19世纪后从事农业的人逐渐减少，在别种实业中谋生的人逐渐增多。强调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以及商业的发展三点因素对近代都市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他指出一个国家乡村与都市人口分配上的适当比例是提高人民生活程度的关键所在，中国想要达至更深的都市化，无其他新奇之路，只有步先进国的后尘，改良农业，提倡新式工业，发展机械运输，供给贸易便利。吴景超：《近代都市化的背景》，《清華学报》1933年第2期。接着吴景超提出城乡协同发展的三种事业：一是兴办工业，解决农村大量剩余人口的生计问题;二是发展交通，确立都市内地，加强都市与农村、都市与都市之间的联络;三是扩充金融机关，把总行设于都市，支行或代理处分布于内地各处，既可以吸收内地的现金来做生产的事业，又可放款于内地，使农民减轻利息上的负担。⑩吴景超：《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市政评论》1934年第9期。他认为，工商业是都市繁荣的根据，交通线是都市与其贸易领域打成一片的工具。吴景超：《近代都市的研究法（通信）》，《食货》1935年第5期。可以看出，这种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的思想本质是通过交通、金融等网络将都市乡村连成一片，在实现城市发展的同时促进农民、农村问题的解决。概言之，不同于单纯发展都市或建设乡村，吴景超设计的是一种城乡融合发展的思路，这种思路体现了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积极探索，更是吴景超方案的核心和前瞻性所在。
在“发展都市救济农村”的思想中，吴景超尤其强调“人”的因素，主张都市中的领袖树立“都市意识”。他认为当时中国的领袖缺少一种“都市意识”，所谓“都市意识”是指都市领袖更新对都市范围的认识，明白都市与周边农村的相互关系，努力经营这些地方，使之与都市共存共荣。他指出假如每个都市中的领袖都有都市意识，然后根据此种意识去努力，那么中国虽然当时经济萧条，农村破产，但将来总有繁荣的一日。⑩确立“都市意识”需要明确“都市内地”，他指出每个都市都有它的内地（hinterland），这个内地是它的主要市场，也是它的实物与原料的主要来源，每个有“都市意识”的人，都注意其内地的生产。都市内地的确立对于理解都市活动，或预测都市将来的发展都是有用的。因此，他主张都市中的领袖，特别是商会中的负责人出来领导“都市内地”研究。吴景超：《怎样划定一个都市的内地》，《独立评论》1935年第151期。从吴景超的学术脉络可以看出，其“都市意识”“都市内地”的提出与前期的“都市附庸”思想一脉相承，目的在于确定都市范围，在发展都市的基础上，救济周围的农村，这种城乡发展正是吴景超组织视角延伸出来的组织发展模式，本身蕴含一种共同体思维。
与上述对城乡融合发展图式的系统探索相比，目前学界多关注吴景超的“以工立国”工业化发展主张，该现象主要受到20世纪上半叶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论战（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的影响。从学术脉络来看，工业化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吴景超的工业化理论与其城乡协同发展策略一脉相承、相互补充。在“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争论中，吴景超认为中国没有歧路，只有走工业化的道路才能图存。吴景超：《我们没有歧路》，《独立评论》1934年第125期。他指出，欧美通过工业革命提高了大众的生活水平，提倡中国的工业化也正是为了改善贫穷问题，提高生活水平。吴景超：《贫穷的征服》，《华年》1935年第36期。在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检讨中，他分析了资本、技术、管理、外货竞争以及政府与工业的关系，深入探讨了中国工业化应该改革的问题。吴景超：《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检讨（未完）》，《独立评论》1937年第231期;吴景超：《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检讨（续）》，《独立评论》1937年第232期;吴景超：《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检讨（续完）》，《独立评论》1937年第233期。认为中国由贫弱到富强，工业化是最重要的工作，只有实现工业化，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程度和国防力量这两个“富”和“强”的目标才能实现。⑥吴景超：《中国工业化的途径》，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14、4655页。值得注意的是，吴景超的工业化理论既注重政府的责任，也注重商会、同业公会等社会组织的合作，⑥这种国家与社会共治的思想是其工业化理论的重要特征。 整体来看，吴景超在城乡关系问题上秉承系统、联系的眼光，这内在地决定了其发展策略在城乡关系构型上注重城乡“差异”而非“差距”，强调都市对乡村的服务功能。20世纪以来，随着城乡二元格局的形成，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受到极大重视，逐渐形成了“城乡差距”的观念，生成了城市挤压农村的发展态势。针对此，吴景超的城乡关系学说将都市看作一种经济组织，强调发展都市的重要性，发展出“都市附庸”“都市意识”“都市内地”等思想，通过将都市周围的乡村纳入到都市这一整体系统之中，生成了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这一协同发展策略。这种由“城乡差异”生发出的城乡协同发展思路，旨在去除乡村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边缘地位，同时通过“都市 附庸”的区域结构扩大都市影响力，最终多都市通过合作与竞争连成一片，构建一种泛中心化的区域发展结构。吴景超这种去边缘化与泛中心化的城乡融合发展图式，是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救济农村、解决当时国家出路问题的代表性方案之一。
四、以改良社会为终极归宿：一种自觉的社会建设意识
作为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家，吴景超的学术思想是民族危机深重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真切表露，旨在改变中国的不幸境遇，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进而为中国寻求一条切实可行的出路。陈树德：《如何改变中国的不幸境遇？——重读〈第四种国家的出路〉》，《社会》1996年第8期。吴景超对中国城乡发展图式的理论设计，彰显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自觉的社会建设意识，以及探索国家出路的社会学取向。
民国时期，社会发展出路问题作为迫切的时代需求，引起时人的极大关注。随着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认识，知识分子形成了自觉的社会建设意识，并逐步展开社会建设。从社会建设的角度来看，吴景超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思想的直接目标是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终极归宿是改良社会的理想，这本质上是一种自觉的社会建设意识。归结起来，吴景超对国家出路的探索是一种具有浓重工业化色彩，同时兼顾社会政策和制度重构的“社会建设论”。宣朝庆、王铂辉：《一九四〇年代中国社会建设思想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从吴景超的个人经历来看，其社会建设的自觉可追溯至留美之前。吴景超于1915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校期间担任《清华周刊》的编辑。基于对研究和工作的热情，1919年不到18岁的吴景超便撰写了《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从位置、沿革、物产、宗法、生活、教育、风俗和胜景八个方面，对徽州的一个传统村落作了多维度的细致描述，吴景超：《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癸亥级刊》1919年6月。这说明他早期便十分关注社会问题，重视实地调查。1921年，在《暑假期内我们对于家乡的贡献》一文中，他指出中国人最大的缺点是无共同生活，无编制能力，要矫正这两个缺点必须要努力输入组织会社的精神，因此他明确提出学生可以在家乡组织少年学会，少年学会的宗旨就在于研究学术、修养品行、改良社会。吴景超：《暑假期内我们对于家乡的贡献》，《清华周刊》1921年第7期。可见，此时的吴景超已有调查社会、改良社会的理想，这种理想一直贯穿在他之后的研究与实践中。
国外留学的经历，不仅强化了吴景超重视实地调查以改良社会的观点，也培养了其中西对比的视野以及改良社会的科学理论。吴景超于1923年赴美留学，1925年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师从著名社会学家帕克。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其都市社会学具有明显的经验主义取向。1926年他指出美国社会学大多都是进行实地调查，发现社会问题。吴景超：《都市之研究》，《留美学生季报》1927年第3期。在他的社会学研究中，他指出彻底的社会改良须根据社会事实，吴景超：《中国县志的改造》，《独立评论》1933年第60期。他认为社会学的观点是一种综合的观点，在研究社会时用得着，在改良社会时也用得着，因此，一切改良社会的工作，必须有科学的理论做基础，以证明其工作对于改良社会确有贡献。吴景超：《社会学观点的应用》，《独立评论》1934年第111期。在《贫穷的征服》《都市研究与市政》等多篇论文中，他重复强调外国社会调查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英国的都市研究，包括蒲司（Charles Booth）对伦敦穷人生活的详细、连续研究，蒲司于1886年开始以地域和职业为根据，花费十几年实地调查伦敦穷人的生活。蒲司研究开始后的40余年，伦敦大学又根据蒲司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呈现出几十年间完备的伦敦穷人生活状况。以及针对大都市生活各方面的利物浦（Liverpool）调查;即英国利物浦大学针对大都市生活各方面所做的调查。另一方面是美国的都市调查，吴景超特别强调美国都市调查的特殊之处在于很多人认识到都市调查与改良社会的关系。吴景超：《都市研究与市政》，《市政评论》1935年第9期。将吴景超的论述与其后期的思想结合起来，不难发现，国外的理论与调查影响了他的都市社会学理论，强化了他调查社会以改良社会的理想。
从吴景超对提高人民生活程度的重视中，更是可以看出他進行社会建设的自觉。他多次将都市经济发达的英美国家与中国当时的情况进行对比，指出都市经济发达的国家其人民的生活水平远非那些处于乡村经济或市镇经济之下谋生活的国家所可及。吴景超：《社会组织》，世界书局，1929年，第55页。他认为中美农民生活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农场面积大小以及是否使用机器，提高中国农民生活程度的方法一是开垦荒地，扩大耕种面积;二是发展农业以外的实业，吸收农业过剩人口。吴景超：《中国农民的生活程度与农场》，《新月》1930年第3期。他提出中国的城乡人口需要保持适当的比例，同时走工业化的道路，最终达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他具有本土化性质、作为社会学命题而提出的“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就是以改良的立场谋中国的出路。陈新华：《留美生与中国社会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1页。从改良社会的理想出发，可以想象到吴景超1935年开始在行政院的任职必然带有以学术改良社会的抱负，以及将学术运用于实践的理想，在其对善后救济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抱负和理想。 吴景超注重探索中国本土化的城乡发展策略，其研究具有注重本土性、注重实地调查、注重比较，以及善用类型等特点。第一，注重本土化理论的重要性。他在1929年就指出教授社会科学的人应当注意社会科学的方法，要在弄清社会科学的方法后去研究中国社会的问题，不能做外国社会科学的附庸。吴景超：《几个社会学者所用的方法》，《社会学界》1929年第3期。他对中国社会的研究都是从理论下手，根据理论来研究中国的社会，以研究中国现实之所得，再来修改理论。⑥吴景超：《近代都市的研究法（通信）》，《食货》1935年第5期。第二，强调搜集事实材料的重要性，注重实地材料的收集。他认为对事实材料的收集是社会学者谈论社会问题与他人不同的地方，吴景超：《社会学观点下之社会问题》，《金陵月刊》1929年第2期。“中国今日无论什么社会科学，最感困难的，便是材料的缺乏……我们以后研究经济生活，应当注重于实地调查”。吴景超：《社会组织》，世界书局，1929年，第55页。为解决研究社会问题及改良社会问题者搜集资料的问题，他提出应该改造中国的县志，主张参照李景汉先生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作为县志修改的模范，详实地记录社会状况。吴景超：《中国县志的改造》，《独立评论》1933年第60期。在都市研究资料的收集方面，应包括都市的历史、统计、区域、位置、人口、组织等方面;⑥在农村资料的收集上，应注重当地的人口与耕地资料。第三，正如费孝通指出的，吴景超的研究是宏观的，用全世界各国的材料来做比较，去找中国社会的出路，去理解中国社会。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页。吴景超对很多问题的探讨都以外国作比较，在《世界上的四种国家》一文中，他根据人口密度及职业分派划分出四种国家，找到中国的定位。吴景超：《世界上的四种国家》，《独立评论》1933年第75期。在对中国佃户如何变成自耕农的问题中，他用美国和丹麦来做比较，指出中国可参照丹麦的方法，以政府的力量解决佃户问题。吴景超：《从佃户到自耕农》，《清华学报》1934年第4期。第四，吴景超善于利用类型的方式，在类型划分的基础上，提出改良计划。比如在农村问题上，他从中国农民用什么手段去换取他们所需的物资与劳务这个问题出发，将中国农村分为宁波型（输出劳务，换取金钱）和绍兴型（输出物资，换取需要）两类，在此基础上为农村发展提出指导意见。吴景超：《中国农村的两种类型》，《世纪评论》1947年第12期。总之，吴景超的城乡关系学说建立在中国本土发展的基础上，其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确立都市意识的思想对当前城乡发展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五、结语：构建乡村振兴的文化自觉
城乡关系是认识中国与发展中国的出发点。马克思曾说，“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7页。我国的城乡关系在近代以前处于良性循环状态，任吉东：《历史的城乡与城乡的历史：中国传统城乡关系演变浅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在此过程中，城市集中了价值观、意识形态、制度以及器物等文明要素，成为文明的载体，主要为周边的农村和整个农业经济服务。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第313～330页。到了近代，在外部力量的干预下，原有的城乡一体化被破解，城乡背离化发展态势造成了乡村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衰退危机，爆发严重的乡村危机。王先明：《试论城乡背离化进程中的乡村危机——关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危机问题的辨析》，《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3期。自此，乡村建设成为近代尤其是20世纪以来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王先明：《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百年演进（论纲）》，《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对乡村发展，乃至国家出路的探索成为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
本文从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两方面对吴景超的思想进行了考察。就现实意义而言，在百年乡村建设连续统中，以都市振兴乡村社会的发展思路应得到重视。当前，我国乡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乡村振兴战略应运而生。从根本上讲，乡村振兴是解决中国经济、政治和基层社会治理短板的大战略。科学把握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必须处理好乡村振兴和城市化战略的逻辑关系，黄祖辉：《科学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逻辑与建设目标》，《中国农民合作社》2018年第3期。换句话说，乡村振兴需要置于城乡关系的大视野中考察。这里可以借鉴吴景超城乡关系学说中的整体、系统视角：首先，将城乡发展纳入整体视野。城乡发展应该做到费孝通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即在保持“城乡差异”的同时，通过提升中心城市的辐射力，加强城城互联，将城市与乡村发展结合起来，以城乡互补的方式促进乡村振兴的实现。其次，要将当前的区域发展战略纳入国家发展的整体视野。为解决我国城市发展的“点状”繁荣问题，国家相继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等战略，不过，这些战略容易将人们的视野集中在某一具体地域，而忽略整体视角。为此，需要从国家发展整体视野的角度，将区域发展战略统筹结合，通过构建泛中心化的区域发展结构，在促进地区发展的同时，克服点状繁荣问题，促进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的解决。
就学术价值而言，吴景超凭借其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交叉视角做出了许多先驱性工作，其“城乡差异”基础上的城乡协同发展方案是中国本土化城乡关系理论不可跳跃的章节。然而，现有研究多延续以往的研究传统，在“重工学派”与“西化学派”的标签下解读吴景超的学术理路。这两个标签在体现吴景超学术特色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吴景超都市社会学先驱的思想贡献，无法将他对国家出路的探索全景式呈现出来。从吴景超的学术发展脉络来看，他基于中西对比，得出中国社会的城乡发展方案，该方案旨在去除乡村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边缘地位，同时通过“都市 附庸”的区域结构扩大都市影响力，最终多都市通过合作与竞争连成一片，形成一种泛中心化的区域发展结构。吴景超工业化理论建立在其都市社会学系统发展后的视野之下，是其城乡关系观点下发展中国的实践策略。系统考察吴景超的城市社会学思想，有助于本土化城乡关系理论的构建。
进一步来说，乡村振兴视野下，无論是本土化理论构建，还是现实发展，都应该增强文化自觉意识。费孝通先生曾说，“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思想战线》2004年第2期。任何形式的“文化自觉”都必须是与时俱进的，这种“自觉”不仅仅以认知、反思传统为自觉，更深刻的意义是反思、批判过去的同时，认知现实、建构未来。张鸿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自觉”与创新——以苏南现代化示范区为例》，《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因此，需要从文化自觉的角度重新审视当前的乡村振兴战略。近年来，我国对城乡关系的认识不断提升，从城乡统筹发展，到城乡一体化发展，再到今天的城乡融合发展。于乡村而言，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最根本的振兴是让中国农民进入城市文明社会，让农民成为市民，成为有契约精神的理性的市民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从深层次的城乡关系理论视角去思考乡村振兴。作为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乡村振兴的实现不但需要反思过去，找寻本土城乡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还需要认知现实，探索中国本土化的城乡发展方向。概而言之，需要增强乡村振兴的文化自觉意识，加强对城乡发展的理论建设。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秦开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