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小学一二年级的一天，母亲外出，我独自在家，无意间瞥见那只平时都上锁的木柜今天却开着，就好奇地打开，在木柜最底层的角落里发现有一双玫瑰红金丝绒鞋。鞋看上去挺括而柔软，典雅又贵气。家里还有这样的东西，太不可思议了！
我如获至宝，因为这与家庭当时生活拮据的窘态、与左邻右舍的生活状况都有点格格不入，更何况我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一直期待着有双红舞鞋。激动过后纳闷，母亲为何从未提及过，以至于把这双鞋藏放得如此隐蔽。兴奋的我迫不及待地把鞋套在脚上，地上有灰土不敢走，就在床上拖来拖去，一个八九岁的小脚，拖一双大鞋就像撑船，脚小鞋大，没走几步一个踉跄。这时，门外突然传来脚步声，把我吓得一颤，慌乱中忙把鞋藏在棉絮下面。从小受教育，未经许可是不能背着大人随随便便乱翻东西的。
啊，是母亲回来了！她匆匆回来拿了些什么又匆匆走了，我装着做事掩饰着自己的慌张。
我太喜欢这双鞋了，希望自己快快长大，梦见自己亭亭玉立，穿着红绒鞋在舞台上舞啊，灵动地旋转、起跳、腾空，自由舒展优美地舞蹈，掌声、鲜花向我涌来。谢幕在后台把自己的腿放到练功架上欣赏红绒鞋。梦醒时，逐去摸脚，脚上没有鞋，顿时一种虚空的感觉，禁不住伤心地哭泣，哭醒了身旁的母亲把我揽在她的怀里，暗暗想长大后这双鞋一定是我的！
母亲是上海人，年轻的时候可漂亮了。她父亲是上海华纱实业进出口公司的老板。在优越的家庭环境里，妈妈天生聪慧，勤奋好学，不但熟读古汉语还通晓英文，而且能以毛笔书写出一手好文章。我常听邻居讲，当年妈妈从上海下嫁到川东一个小城，身着一袭酒红色的绣质旗袍，脑后松散的挽着发髻，穿上这样的鞋，身姿袅袅地在街巷穿行，那时一定会引来不少目光吧。不幸的是，我还在襁褓中父亲就被划成“右派”，远离家乡劳动改造去了。中年的母亲忍受着巨大的悲痛，独自承担起抚养我们四兄妹的生活担子。
我们一家被迫蜗居在一处无水无电不足20平方米的板壁房里。记忆中，好像母亲从来不知道累，也不知道困似的。半夜醒来，总会看见她在煤油灯下双手挥针如梭地织着毛衣。连母亲自己都没有想到，在大学从新四军女战士那里学会的织毛衣的技艺，此时竟成了糊口谋生的手段。
母亲是个自强不息的人，从不把自己的窘困告诉娘家，不愿因丈夫的事让娘家担心，忍辱负重自己挺着。她白天出去打零工，晚上又要织衣，想到四个儿女要吃要喝，煤油灯下的母亲弓着腰，低着头，手就像着了魔似不停地织啊织啊，几乎没有脱衣好好睡个觉的时候，累了打个盹，激灵一下醒来后又继续抽针挥线。身处逆境的妈妈，一个无亲无靠的外乡女人，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还想着他人，不收分文地在县城带了三十多个徒弟一同揽活织衣贴补家用。家庭政治经济的双重磨难，也把我们兄妹几个的心早早催熟了。三个哥哥除了念书外懂得一分两分地给家里挣钱了。母亲买来篮球网套，我们小心翼翼拆洗晾晒，并染成红黄蓝绿五颜六色，然后编织成衣去换钱换粮。我上学时，边听课边在桌下帮织袖子，配合妈妈一两天就完成一件成衣。我有一条白色的连衣裙，妈妈用抽线的方法在领口上镶了一圈带折的花边儿，还在左胸前绣上一只展翅的蝴蝶，引来县城的人夸赞：“这是谁家的姑娘，人长得漂亮，妈妈手也巧，把孩子打扮得像公主似的。”妈妈总是自豪地回答：“是我的闺女！”
我十五六岁时出落得亭亭玉立了，舞跳得好，在万县地区小有名气。一天，排练结束后，我突然想起了记忆深处的那份牵挂，赶忙跑回家打开柜子翻找。天啊，鞋没了！
我边哭边找，把柜子全部翻遍，以至把家里能放东西的地方都翻个底朝天都没找到。母亲回来了问我找啥，起初我赌气不想说，后来经不住母亲的追问，我终于说出了原委。只见母亲淡淡地回答说：“这双鞋寄放到别人家了。”特定年代的特定政治所迫，我知道那是母亲的无奈———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家里经常被抄家。现在看似一双普通的鞋，当时可能会被视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铁证，若是被“革命群众”抄出来母亲更要受连累，可能从鞋追溯到母亲上海祖宗三代，那可要遭大祸。我亲眼看到一些被专政的“地富反坏右”和“当权派”胸前挂着写满“×”字的牌子，脖颈上挂着皮鞋被人押着游街。若抄出红绒鞋来，母亲罪上加罪了，“右派”的妻子加资本家的女儿就更惨了。可那时还少不更事的我仍然抱着母亲的腰，撒娇地闹着央求母亲过些时候要把这双鞋拿回来。
那个年代，受父亲牵连母亲没了公职，家里日常生活越发窘困，几乎揭不开锅，顿顿是红薯，有时还不够吃。母亲总对我们说“我吃过了”，我们知道那是母亲让孩子们吃饱后她再吃，我们也总是留下饭菜说自己吃饱了。母亲为全家生计四处奔波，家里好一点的东西都与农民换粮食了，而且是悄悄地换，因为当时粮食是一类物资，是不能随便上市的，抓到了属“投机倒把分子”，要遭批斗呢。
母亲的心似黄连，随便回忆几件事，都要比黄连还苦。但我还是担心母亲把鞋拿去换粮食。
一天晚上，我迷迷糊糊地睡着，听到母亲在给一位阿姨说鞋的事，我本能地翻坐起来哭着哀求母亲：“我可以不吃饭，我要这双鞋！”母亲哄我睡觉，说一定不换的。从这以后，为了让母亲高兴，我更加勤快，尽力多做家务，为母亲分担。
大哥、二哥、三哥慢慢长大，可以帮人打小工，家里经济情况好多了，政治上的压力也有所缓解，我又一次恳求母亲要回这双鞋。但这个时候，母亲却不语，一脸沮丧的样子默默地看着我许久，我感到事情不妙，万般伤心地跑在一边去哭了，母亲过来抱着我，扑拉拉的泪珠滴在我的脸上和手上。
那一晚，我不理母亲，不吃不喝，眼睛哭得像桃子一般，以至当时母亲生病卧床，我心里还在赌气。要知道，这双鞋是我当时的一个向往，是我的一个梦啊！
我如获至宝，因为这与家庭当时生活拮据的窘态、与左邻右舍的生活状况都有点格格不入，更何况我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一直期待着有双红舞鞋。激动过后纳闷，母亲为何从未提及过，以至于把这双鞋藏放得如此隐蔽。兴奋的我迫不及待地把鞋套在脚上，地上有灰土不敢走，就在床上拖来拖去，一个八九岁的小脚，拖一双大鞋就像撑船，脚小鞋大，没走几步一个踉跄。这时，门外突然传来脚步声，把我吓得一颤，慌乱中忙把鞋藏在棉絮下面。从小受教育，未经许可是不能背着大人随随便便乱翻东西的。
啊，是母亲回来了！她匆匆回来拿了些什么又匆匆走了，我装着做事掩饰着自己的慌张。
我太喜欢这双鞋了，希望自己快快长大，梦见自己亭亭玉立，穿着红绒鞋在舞台上舞啊，灵动地旋转、起跳、腾空，自由舒展优美地舞蹈，掌声、鲜花向我涌来。谢幕在后台把自己的腿放到练功架上欣赏红绒鞋。梦醒时，逐去摸脚，脚上没有鞋，顿时一种虚空的感觉，禁不住伤心地哭泣，哭醒了身旁的母亲把我揽在她的怀里，暗暗想长大后这双鞋一定是我的！
母亲是上海人，年轻的时候可漂亮了。她父亲是上海华纱实业进出口公司的老板。在优越的家庭环境里，妈妈天生聪慧，勤奋好学，不但熟读古汉语还通晓英文，而且能以毛笔书写出一手好文章。我常听邻居讲，当年妈妈从上海下嫁到川东一个小城，身着一袭酒红色的绣质旗袍，脑后松散的挽着发髻，穿上这样的鞋，身姿袅袅地在街巷穿行，那时一定会引来不少目光吧。不幸的是，我还在襁褓中父亲就被划成“右派”，远离家乡劳动改造去了。中年的母亲忍受着巨大的悲痛，独自承担起抚养我们四兄妹的生活担子。
我们一家被迫蜗居在一处无水无电不足20平方米的板壁房里。记忆中，好像母亲从来不知道累，也不知道困似的。半夜醒来，总会看见她在煤油灯下双手挥针如梭地织着毛衣。连母亲自己都没有想到，在大学从新四军女战士那里学会的织毛衣的技艺，此时竟成了糊口谋生的手段。
母亲是个自强不息的人，从不把自己的窘困告诉娘家，不愿因丈夫的事让娘家担心，忍辱负重自己挺着。她白天出去打零工，晚上又要织衣，想到四个儿女要吃要喝，煤油灯下的母亲弓着腰，低着头，手就像着了魔似不停地织啊织啊，几乎没有脱衣好好睡个觉的时候，累了打个盹，激灵一下醒来后又继续抽针挥线。身处逆境的妈妈，一个无亲无靠的外乡女人，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还想着他人，不收分文地在县城带了三十多个徒弟一同揽活织衣贴补家用。家庭政治经济的双重磨难，也把我们兄妹几个的心早早催熟了。三个哥哥除了念书外懂得一分两分地给家里挣钱了。母亲买来篮球网套，我们小心翼翼拆洗晾晒，并染成红黄蓝绿五颜六色，然后编织成衣去换钱换粮。我上学时，边听课边在桌下帮织袖子，配合妈妈一两天就完成一件成衣。我有一条白色的连衣裙，妈妈用抽线的方法在领口上镶了一圈带折的花边儿，还在左胸前绣上一只展翅的蝴蝶，引来县城的人夸赞：“这是谁家的姑娘，人长得漂亮，妈妈手也巧，把孩子打扮得像公主似的。”妈妈总是自豪地回答：“是我的闺女！”
我十五六岁时出落得亭亭玉立了，舞跳得好，在万县地区小有名气。一天，排练结束后，我突然想起了记忆深处的那份牵挂，赶忙跑回家打开柜子翻找。天啊，鞋没了！
我边哭边找，把柜子全部翻遍，以至把家里能放东西的地方都翻个底朝天都没找到。母亲回来了问我找啥，起初我赌气不想说，后来经不住母亲的追问，我终于说出了原委。只见母亲淡淡地回答说：“这双鞋寄放到别人家了。”特定年代的特定政治所迫，我知道那是母亲的无奈———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家里经常被抄家。现在看似一双普通的鞋，当时可能会被视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铁证，若是被“革命群众”抄出来母亲更要受连累，可能从鞋追溯到母亲上海祖宗三代，那可要遭大祸。我亲眼看到一些被专政的“地富反坏右”和“当权派”胸前挂着写满“×”字的牌子，脖颈上挂着皮鞋被人押着游街。若抄出红绒鞋来，母亲罪上加罪了，“右派”的妻子加资本家的女儿就更惨了。可那时还少不更事的我仍然抱着母亲的腰，撒娇地闹着央求母亲过些时候要把这双鞋拿回来。
那个年代，受父亲牵连母亲没了公职，家里日常生活越发窘困，几乎揭不开锅，顿顿是红薯，有时还不够吃。母亲总对我们说“我吃过了”，我们知道那是母亲让孩子们吃饱后她再吃，我们也总是留下饭菜说自己吃饱了。母亲为全家生计四处奔波，家里好一点的东西都与农民换粮食了，而且是悄悄地换，因为当时粮食是一类物资，是不能随便上市的，抓到了属“投机倒把分子”，要遭批斗呢。
母亲的心似黄连，随便回忆几件事，都要比黄连还苦。但我还是担心母亲把鞋拿去换粮食。
一天晚上，我迷迷糊糊地睡着，听到母亲在给一位阿姨说鞋的事，我本能地翻坐起来哭着哀求母亲：“我可以不吃饭，我要这双鞋！”母亲哄我睡觉，说一定不换的。从这以后，为了让母亲高兴，我更加勤快，尽力多做家务，为母亲分担。
大哥、二哥、三哥慢慢长大，可以帮人打小工，家里经济情况好多了，政治上的压力也有所缓解，我又一次恳求母亲要回这双鞋。但这个时候，母亲却不语，一脸沮丧的样子默默地看着我许久，我感到事情不妙，万般伤心地跑在一边去哭了，母亲过来抱着我，扑拉拉的泪珠滴在我的脸上和手上。
那一晚，我不理母亲，不吃不喝，眼睛哭得像桃子一般，以至当时母亲生病卧床，我心里还在赌气。要知道，这双鞋是我当时的一个向往，是我的一个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