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职业军人与坚定的革命者，张爱萍既是极富理想、敢作敢当的热血男儿，又是桀骜不驯、擅长吟诗作赋的性情中人。正因为他刚烈的性格与锋芒毕露、坚持己见的个性，从青年时代开始，即被视为是“共产党里的另类”。毛泽东说他：“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是刺！”邓小平说他：“军队中有几个人惹不起，你张爱萍，就是一个！”而他本人的座右铭则是：“勿逐名利自蒙耻，要辨真伪羞奴颜！”
　　平生“四不畏”
　　1959年庐山会议结束后，不少人对彭德怀唯恐避之不及，只有张爱萍毫无顾忌，坦荡从容地陪着彭德怀乘机回京。在飞机上，他一如往常地跟彭德怀寒暄，给因蒙冤而陷入孤独和痛苦的彭德怀些许温暖。事后有人问他：你不怕会这个那个的么？张爱萍坦然回答：“彭德怀仍是我们的同志呀，八中全会的决议不也是称他为同志么！”后来，陈毅听说此事后赞叹道：“爱萍将军有翼德（张飞）之风！”
　　几十年来，在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在政治运动中，张爱萍的态度很鲜明：“我谁也不跟，我只跟随真理！”“没有真理，任何人都不能让我低头！”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林彪如日中天，其“学毛著要立竿见影”之说风行天下，谁敢说个“不”字？张爱萍就敢。他讥刺说：“晴天立竿可以见影，阴雨天怎么见影？”“林彪的这些话，摆摆龙门阵还可以，写进文件里就不妥当了。”
　　张爱萍说他平生有“四不畏”：不畏天命，不畏大人，不畏圣人言，不畏权势。张爱萍在“文化大革命”中堪称是“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造反派批斗张将军，抡起铁链要打，将军愤然举起板凳自卫，迫使对方敛手。他被诬为“特务”身陷囹圄后，坚决不低头，不检讨，更不揭发别人，坚守做人的气节。儿子张胜从父亲从牢中夹带出的纸片上看到这样的字迹：“咬紧牙关，战胜屈辱。”“站着死，不跪着生！”
　　造反派开大会批斗罗瑞卿，张爱萍在场陪斗。他回忆：罗瑞卿“是用箩筐抬上来的，一个人上去就打他耳光，把他打趴在地上，绷带撒了一地，他拖着一条断腿在地上爬。我当时就把拳头攥起来：你（造反派）敢上来，老子就要打你！”
　　狱中的张爱萍打定主意：“如果党坚持错误，丢掉、背弃自己的宗旨和信仰，那就不是我要加入的党，也不是我要革命的目的。我可以走！”
　　基于此，九大之后，狱中的张爱萍再不写一个字的申辩材料，“我保持自己做人的准则。”张爱萍的愿望是，如果能够活着出狱，他就带着全家到当年长征路上云贵边界一个叫关岭的山区去，开一个照相馆谋生，从此不再干那个所谓的“继续革命”！
　　“不识时务”
　　1975年12月3日，邓小平最后一次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时向毛泽东表示，张爱萍到七机部“是我派去的”。这位“右倾翻案风总后台”也许觉得，这是为张爱萍承揽责任的最后机会了。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是你派去的，也是我派去的嘛！对爱萍还是要帮嘛！”
　　张爱萍再次被冲击，但他拒绝做任何检讨，因为他已认定，错的不是他！1976年1月18日，经中央批准，国防科委和七机部7000多人联合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批判张爱萍的大会。这时的批判大会毕竟比“文化大革命”初期“文明”了不少，张爱萍可以站着面对麦克风发言。全场鸦雀无声，都想听听他怎么“检讨”。哪知张爱萍只对着稿子念了72个字：“去年3月我重新工作以来，到了一些单位，接触了一部分干部群众，讲了一些话，也做了一些决定。假如我犯了路线上的错误，将由我个人承担全部责任。与其他同志没有任何关系。”读罢扭头就走，若无其事，拐杖戳地笃笃作响。全场惊愕，绝大多数人的心中顿时涌上一声赞叹——张爱萍，有种！细思之，“假如”一词别有深意。有亲历者后来言：“张爱萍将军讲错误为假如，责任是个人，作检讨仍不失大将风度，高士品格！”
　　张爱萍晚年时，张胜和父亲谈到与邓小平的关系时问：“邓小平1975年搞整顿，你和万里、胡耀邦、周荣鑫被誉为是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你知道吗？”不料，张爱萍忿忿然：“什么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他们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是！我谁的人也不是！”“说我是邓小平派，是他手下的四大金刚，这是对我的侮辱！一个人怎么能成为某一个人的工具、信徒呢？这是把自己的人格都贬低了。对的、正确的，我能跟着你，不对的、错误的，我怎么能跟着你呢？”
　　粉碎“四人帮”之初，国防科委仍在“批邓联张”，声言“邓小平、张爱萍的案不能翻”。陈锡联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极力为张爱萍说好话：“张爱萍同志不过说了句‘今不如昔’嘛，别人也讲过，张爱萍同志讲的话也不完全是这个意思。”会后，有人把话传给了张爱萍，没想到将军说道：“怎么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这个意思，‘文化大革命’就是今不如昔嘛。”张爱萍当然领会陈锡联的好意，但他就是“不识时务”，不认这个错。
　　（摘自《文史精华》袁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