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1920-1995)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少有的可以用中英双语写作与翻译的女作家,其创作与翻译几乎同步发生,相伴始终,而其中英自译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她的晚年生涯。自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形式,集作者与译者于一人,自译作品是译者创作生命的延续,因此也呈现出不同于一般翻译行为的特点,对自译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反思现行的翻译标准与原则,而张爱玲的自译极具典型性与代表性,对其自译作品的研究有着其现实意义。在其自译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对《金锁记》的四度自译与改写。由于对同一部作品的四度自译与改写即使在中西翻译史上也极其罕见,因此很有必要探究张爱玲对同一部作品兴趣不减的原因及在这些翻译活动背后的目的,不管这些目的是有意为之还是潜意识的。另外,在这几个文本的转化中,张爱玲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由“自由模仿”到“异化”与“归化”并重再到以“异化”为主,改写和翻译中的“创造性”逐渐减少,“充分性”逐渐增加,自译者的作者身份逐渐隐去,译者身份逐渐显化,整个过程实现了由改写到不完全忠实的自译到完全忠实的自译这种转换性互文关系的演绎。这与张爱玲的经历及不同时期不同翻译目的紧密相关,本文拟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分析张爱玲不同时期的翻译动机及其它外在因素对《金锁记》四度自译时翻译策略的转变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