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研究翻译的时候,人们总会把文学翻译单列开来。这是因为,文学翻译的对象是文学作品,而文学作品有着不同于其他类型文本的特征。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认为,文学的本质特征是文学性,即那些使特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文学性体现在作家精心运用的陌生化手法上,正是艺术形式的陌生化才使文学性真正得到实现。因此,陌生化手法对于文学作品的价值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译者而言,如何看待和处理原作中的陌生化手法也决定了译作的成败与否。陌生化的概念出自形式主义文论,它强调是作品的形式方面。但是,这并非说内容就没有价值。关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历史上有过多种不同的观点,较有代表性的有摹仿论和表现论,这两种观点均强调内容的重要性,而将语言仅仅视为一种工具。进入20世纪,形式主义文论在西方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在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居于主流的仍然是传统的语言工具论。中西方也有一些论者主张内容与形式并重,本文吸纳了这种有机结合论的观点,在强调翻译过程中再现陌生化艺术形式的同时,也不放弃内容的传达。文论史上重内容轻形式的观点对翻译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表现在,很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看重的是“可意译的物质内容”,而忽视了原作独特的艺术形式的传达。本文所探讨的陌生化手法指的是那些作者有意识创造的、能给阅读过程制造难度从而让读者产生新鲜独特的审美享受的语言手段。在英语文学作品中,陌生化手法在语音、词汇、句法和篇章四个层面上大量存在,这些手法对于增强作品的文学性,营造更好的艺术效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陌生化手法无论对于文学创作还是文学阅读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作家在创作的时候,为了表达自己独特的体验,往往会突破语言的常规,写出一些让人感到惊奇甚至怪异的语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很好地说明作家的这种艺术追求。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两种相反的心理定式:“证同”和“趋异”。读者总是试图在作品中找到与自己的期待视界相符的东西,一旦找到之后,他们就会获得一种审美上的愉悦。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寻求那些突破了他们的期待视界,能为他们带来新鲜和刺激的东西,这就是“趋异”心理在发挥作用。“趋异”心理是人类更内在、更深层的自然倾向。从更高的层面上来讲,运用陌生化手法也是语言的本质使然。原始语言是一种诗性的创造活动,但语言的诗性随着人类的发展而不断流失,陌生化手法正是帮助语言重获诗性的重要途径。陌生化手法在英语文学作品中大量存在的事实给汉语译者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有没有必要在汉语中再现这些手法?又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答案是肯定的。译者有必要再现原作中的陌生化手法,原因有三点:首先,这是由新时期文学翻译的任务决定的;其次,文学翻译的特性决定了必须再现原作中的陌生化手法;最后,再现原作中的陌生化手法也是译者的伦理使然。一般来说,译者也是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从理论层面上来看,各种语言之间具备一定的共性,此外,汉语是一种具有很强灵活性的语言,这使得汉语有可能容纳英语中的陌生化手法。从实践层面上来看,英汉翻译实践中已经有很多成功再现原作中陌生化手法的实例。译者有时候未能拿出成功的译作,其原因大致有译者的主观局限性,如翻译观和能力的局限,以及英汉两种语言客观上的巨大差异。再现原作中的陌生化手法需要译者运用适当的策略,本文认为,类比式翻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基本策略。所谓类比式翻译,指的是根据两种语言在形式或功能上的相似,以一种语言的表现手段表征或象征另一种语言的表现手段。译者可以通过模仿原作的语音特点、修辞手法、构词法、句式特点和篇章组织形式,成功地再现原作中的陌生化手法。由于英汉语言之间的差异,类比式翻译有时难以取得较好的效果,这时候译者需要采取适当的补偿手段。译者在运用类比式翻译的时候,必须要掌握适度原则。一方面,译者应当尽可能了解汉语读者的现状,满足他们的阅读期待。另一方面,译者更应以提高读者为己任。译者应当在迎合读者和提高读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力图使译文在“异”的程度上略微高出目标读者群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对于翻译过程中存在的某些“不可译”现象,译者应当正确看待,要认识到“不可译”的历史性,不可轻易放弃传译的努力。在文学作品中,语言不再作为工具,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通过富有诗意的大量陌生化手法的运用,作家迫使人们将注意力放到了语言本身。人和语言之间不再是以前那种“我——它”的工具性关系,而是平等的“我——你”关系。这种关系有助于人们暂时忘却现实世界,从根本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自由。文学作品的最高功能乃是精神超越功能,译者作为外国作家在中国的代言人,理应为实现汉语读者的精神超越作出贡献,这就必然要求他们再现原作中的陌生化手法。当然,具体的手法可能会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重要的是译者应当对陌生化手法引起足够的重视,不断探寻再现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