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岭南国家化是唐王朝对岭南这一边缘地区进行的政治控制与整合。这一进程表现为“中央—地方”“华夏—蛮族”“本国—邻国”三对矛盾的演进,实现了岭南领土效益的提升。领土效益是国家从一块领土获取资源的能力。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区域,其领土效益有高低之别,其中效益较高的可以称为核心地区,反之则为边缘地区。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岭南都是国家疆域内主要的边缘地区之一,而唐代则是岭南国家化历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唐代岭南国家化有其特定的背景,包括地理、交通、疆界、族群结构变迁及前代国家化措施等。汉唐间,岭南主要有三个族群:来自岭南以外北方地区的北人、迁入岭南定居的土人,岭南土著的蛮族。两汉时期,岭南存在北人与蛮族的二元政治结构,北人居于最高政治地位。汉末至宋、齐,土人崛起于岭南。梁至隋时期,岭南出现了强大的蛮族势力——俚僚豪酋。自汉至隋的国家采取了各种措施以应对这种变迁。族群结构变迁与前代国家化措施是对唐代岭南国家化影响尤为剧烈的两个因素。唐朝建立之初在岭南就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如何在保证行政效率的前提下遏制地方割据的威胁,即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二是如何处理与俚僚豪酋的关系,即华夏与蛮族的矛盾。针对以上两个问题,唐代采取了一系列国家化措施。首先,在地方行政体系方面,唐代建立了使、府、州、县四个层级。“使”是唐前期的岭南采访处置使和唐后期的岭南节度使,对整个岭南道拥有间接管辖权。“府”为唐前期的四个都督府和一个都护府,后期的五个藩镇。它们对辖区内的州县有直接管辖权。使府二级之间、五府之间彼此制衡,以此遏制地方割据的威胁。“州”即统县政区、“县”即县级政区,是唐代最基本、最稳定的政区。唐代在岭南大量增置州县,并任命蛮族豪酋出任长官,通过这种方式对蛮族豪酋加以整合。其次,在选官方式上,唐代岭南有中央直接任命和间接任命两大类。直接任命又包括敕授、北选和谪授。间接任命包括都督选官、南选和唐后期盛行的使司差摄。唐前期用南选取代都督选官,目的在于将选官权从地方收归中央,而唐后期以使司差摄取代南选,目的在于扩大岭南地方官的来源,削弱蛮族豪酋对地方官职的把控。其三,唐代以军事手段应对来自内部蛮族和外部南诏的威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唐大中八年（854）以后,唐与南诏在岭南进行了激烈的战争,这一时期本国与邻国的矛盾第一次升级为岭南国家化的主要矛盾。唐代在岭南还设置了一套完整的的军事体系,这个体系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高层指挥体系,它由使、府二级构成,与行政体系中的前两个层级重合;二是平时的常备军;三是战时动员机制。上述国家化措施的推行带来了岭南领土效益的显著提升,这在唐代前后期各有不同的表现。唐初,在全国各地因隋末战乱而户口衰减的背景下,岭南地区的户口保有率是很高的。隋及唐初的征辽之役中,国家大规模征调岭南蛮族军队就是以著籍户口为基础的。唐前期,岭南户口一直没有像全国其他地区那样显著增长。天宝（742—755）年间,唐廷征云南也曾出动岭南军队为策应,但此时的军队主要是招募的职业兵,而非自著籍户中征发。唐后期,岭南户口大幅下降,也不再有当地军队出征的记载。不过,唐后期岭南不仅稳定地向中央输纳钱、米,且进奉大量金银,兼有盐茶之利,其财政地位大大提升。福建、云南、黔中与岭南同为唐代南方边缘地区。除地理、交通外,影响四个地区国家化的因素存在差异。族群结构变迁与前代国家化措施是影响岭南国家化的主要因素,而外来移民是福建国家化的重要力量,外部区域对云南影响深远,地缘位置则是影响黔中国家化的主要因素。不同因素的影响下,四个地区国家化历程及领土效益又各有不同。在唐末五代移民大量入闽的背景下,福建领土效益迅速提升。外部区域的强烈影响使得云南的国家化长期处于中断状态。由于区位优势暂时没有显现,唐代黔中国家化长期处于比较滞缓的状态。相对而言,岭南是国家化推进比较顺利、稳定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