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歌“可译”与“不可译”的争议由来已久。尽管理论上这一问题至今尚无定论，但实践上却始终不乏向“不可译”论的挑战者；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和反动已经成为译坛的热点之一。与之相比，汉诗日译领域却显得过于风平浪静。一千多年来，汉诗的日译几乎完全被训读法垄断，已成为一种定型化的、很难体现译者存在及其风格特征的“翻砂工艺”。由此，笔者对训读法进行了初步的考证与研究。 训读法产生于公元六、七世纪，随着佛经的传入而由僧侣率先使用。它的产生除了此前的“音读法再也不能满足阅读汉文(汉诗)的全部需要”这一内因作用之外，还有朝鲜的“直读法”和“吏读法”等外来因素的影响。此后，大量的汉诗、汉文得以在日本广为流传，日本人在学习汉诗精髓的同时也尝试着创作了许多汉诗作品。然而，当我们从译诗的角度重新审视训读法的时候，还是不难发现它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离译学所上讨论的译诗还有很大的距离。训读法对许多汉诗的转达都存有偏失之处；误译和误读被定型化，以至于造成了绝大多数日本人的“集体无意识”。 作为一种译法，与英译本相对照，训读文本显得千篇一律、少有新意，几乎不存在不同版本或译者之间的差别。机械照搬的同形汉字往往由于中日文意义范畴的微妙差别而失去了传神之妙，有时甚至会把话说反说错。在押韵方面训读法也难有作为，使用只讲节奏不识韵律的日语对汉诗进行训读式翻译时，押韵的可能性就几乎不复存在，甚至可以说训读者就没有押韵的意识。训读法“一刀切”地制定了许多“配对”的规定，对于汉诗中涉及的包括典故、历史背景在内的语境既不作相应的表述，也不根据词语的感情色彩选择适当的译词。结果，既剥夺译者选词造句的审美追求，又容易导致译文自相矛盾或与史实相悖。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句法层面上，时常暴露出对隐性关系的理解不足，如对于不出现关联词的上下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往往无法正确转述，对间接引语的范围、因果分句的划分等更是经常把握不住。 训读法在古音和多音词语的传达上也时常束手无策，因为它给每个汉字加注的训通常都只有一个而已。这就造成汉诗中汉字读音的多样化和可变性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被遗忘。同样，训的单一性特点也给词性活用的诗歌的翻译带来负面影响，比如，原作名词的词语被诗人活用为动词时，训读法常常还是按照原先的词性进行训读，结果跟原诗产生偏离。此外，训读法对通假字往往不做辨析，直接加训，使得“通假字”在日文里变成货真价实的日语汉字，改变了原诗的意义。对于特定的数词和较难理解的虚词，训读法也习惯于照字读音，时有把基数词读成序数词，把虚词读成实词的情况。 从汉诗的译介角度看，训读法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般完美，它的缺憾之处很少有人注意，即便在今天，带有硬伤的训读汉诗仍频频出现在日本初高中语文教科书上，成为年轻人学习并传诵的重要来源。这无疑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需要引起人们的警戒和重视。研究日本人创作的汉诗，同样也能看到训读法带给诗人们的不良影响，所作汉诗总带有一点训读的痕迹，在押韵、平仄、音步、虚词的使用等方面存在着或大或小的问题。 综上所述，本文从译诗的角度讨论了训读法中的不合理之处，意在盼望日本译坛能够真正打破训读法一统汉诗翻译的局面，早日使汉诗的日译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盛开的新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