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西方逻辑学说在中国广泛传播。受此影响，一些学者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刻苦钻研，开始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探索，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杜国庠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先秦诸子逻辑思想的文章，对先秦诸子的逻辑思想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对中国先秦逻辑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杜国庠以“名实”问题为线索勾勒出先秦诸子逻辑思想的发展历程。在名实问题上，他认为：孔子最早提出“正名”思想，但侧重于政治伦理，逻辑色彩不浓；宋尹的“正名”理论具有认识论的因素，不仅对荀子有较大影响，而且已经进入逻辑领域；公孙龙的“正名唯谓”思想抛开了伦理政治的影响，体现出纯逻辑的色彩；荀子继承并发展了宋尹学派和孔子的“正名”思想，提出了关于“名的构成因素”的说明；后期墨家集先秦名实思想之大成，代表了当时对此问题论述的最高水平。 杜国庠对公孙龙的逻辑思想和墨家逻辑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并给予了比较客观、恰当的评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被郭沫若誉为“墨名绝学”。杜国庠认为：“坚白论”是解读公孙龙逻辑思想的入门钥匙；“白马非马”命题是公孙龙逻辑思想的特色，是“坚白论”的具体运用。杜国庠指出公孙龙在逻辑上，致力于概念的分析、研究，其正名方法，着重分析和综合，公孙龙“区别名谓，而用‘唯谓’以检验名实的正否”，使得公孙龙的正名思想“体现着纯逻辑的精神。”杜国庠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结合传统“引说就经”的方法，对墨家的逻辑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挖掘。杜国庠对文本的范围、《墨经》作者的归属；墨子的立言方法及其对“类”和“故”概念的发见；后期墨家逻辑体系；研究墨家逻辑思想的方法等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杜国庠始终坚持逻辑学和认识论相一致的观点，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特色。杜国庠认为人们的认识是不断流动的、发展的，逻辑则是认识史的概括的、总合的表现。所以，杜国庠提出了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研究逻辑，就应该在认识史的基础上来研究它。”杜国庠认为逻辑学和认识论统一的基础是物质世界所包含的客观辩证法。杜国庠以三大逻辑传统的都富有认识论的因素为据来说明逻辑学和认识论在本质上的一致性。杜国庠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研究中国古代逻辑，使得其逻辑思想富有自己的特色，成为中国现代逻辑史的重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