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原为《礼记》中的一篇,唐宋之时逐渐引人重视,自宋代朱熹将其汇编入《四书》,其作为儒家经典的地位终得以确立。宋明理学家对《中庸》均有所阐释,且多以《中庸》为思想渊源来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以拯救国族、复兴儒学为己任的现代新儒家学者,即是以“服膺宋明理学”为主要特征的,这样他们自然不能避开对《中庸》的阐释。对于《中庸》思想的阐发,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均占有一定的地位。而在现代新儒家中,对《中庸》问题关注最多的当属徐复观。且他对《中庸》有着不同于同时期其他学者的疏释。本文即拟以现代新儒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徐复观为主,论述其对《中庸》的研究。通过分析徐复观对《中庸》一书的具体阐释,力图清楚的展现其对《中庸》的理解和发展,并在与其他现代新儒家学者对《中庸》阐释的比较中,以期凸显徐复观对《中庸》阐释的理论特色所在。本论文由导言和正文的四个章节组成。导言部分主要交代徐复观的生平著述、徐复观《中庸》之研究的研究意义及研究现状综述。第一章主要阐述《中庸》的地位问题：这章主要梳理了徐复观、钱穆在《中庸》成书年代和思想传承方面的论争。在此论争中,钱穆认为《中庸》为晚出之书,且为汇通老庄孔孟而成。徐复观不赞成此观点,他对《中庸》的文本的考订下了一番大的工夫,将《中庸》分为上篇和下篇,且认为《中庸》是成书于《论语》与《孟子》之间的作品。由此,徐复观从文本考证和思想脉络的梳理等多个方面,证实《中庸》在儒家经典序列中的重要地位：在儒家正统人性论的发展史中,《中庸》上承孔子的人性论,下启孟子的性善说。于此中,本文也凸显了《中庸》在徐复观整个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第二章论述徐复观对《中庸》内容的解读：基于徐复观对《中庸》文本的考订,这章主要关注徐复观对《中庸》上下篇之中心观念“中和”及“诚”的阐释。徐复观对“中和”的阐释,是从对程颐、朱熹“中和”思想的批驳着手的。故释“中和”这一部分先澄清了程颐、朱熹的中和观,而后分述徐复观对程颐、朱熹“中和”思想的批判,最后加以评价总结。他认为宋儒以心、性、情分疏的方式来解读《中庸》是不符合于《中庸》之本义的。由此,徐复观指出程颐对“中和”思想的最大误解,在于将“思”与“喜怒哀乐”相混淆。且指出朱熹不曾真正了解程颐之“中和”说,偏重于“静”的工夫。但就徐复观以“中和”为内在而超越的性,将主体与本体合一而言,其与程颐以心性为一物的观点,大体相类。唯一的不同,即在于徐复观认为对于心体的涵养亦可用到“慎独”的工夫。而对朱子的批驳则可能仅为他个人的看法,因为朱子的一生,虽然也强调“静”的作用,但并不是专以“静”为儒门真谛,而是在静动互涵中将“静”仅作工夫之方便义讲。徐复观以“中和”为内在而超越的性,及由此性所发生的“成己成物”的作用。他认为“中和”对人的情感有着调节的作用,且以“中和”为“中庸”提炼上去的观念。徐复观这样来解读“中和”思想即是以心、性、情分疏的方式来诠释“中和”思想。但在此中,他更强调“中和”作为性的体用之义。而徐复观对“诚”的诠释,主要是从对孔门之“仁”的继承和发展切入的。他以“仁”释“诚”,认为“诚”即是仁心的全体呈露,在仁的全体呈露中,融摄万物为一体。本文从人、物、我的内外打通和天人的上下贯通来展开徐复观对“诚”的阐释。“诚”的内外打通,徐复观以“仁”为基础,经由与“仁”的相关分析而得；“诚”的上下贯通,徐复观则是以“明善”,即是以慎独工夫而沉潜到底的“知”的工夫来显现的。至此,“诚”义十字打开,上下内外贯通一体,把天人物我共此一“诚”的境界说的更加明显,亦朗现了“诚”之性体。综合徐复观的“中和”说与“诚”义来看,他由对《中庸》之“天命之谓性”一语对“性”的贞定的重视,才更加强调“中和”作为性之体用义,而对“诚”的阐释虽多从工夫义出发,亦从境界处言说,但都体现了“诚”的性体义。在《中庸》之“中和”与“诚”之两义中,徐复观以“中和”为“中庸”提炼上去的观念,多处以“和”即是“中庸”来说,且以“中庸”的观念为含摄于“诚”的观念中。足见,他实是以“诚”为其核心的《中庸》精神之所在。第三章分析了其他现代新儒家学者对《中庸》的研究：首先简述了四位现代新儒家学者对《中庸》的阐释,包括：冯友兰、钱穆、牟宗三及唐君毅四位大师,并将之与徐复观对《中庸》的研究一一作比较,以期补阙上章对于徐复观《中庸》内容之阐释的欠缺,显现徐复观与诸位现代新儒家学者的异同。第四章是对徐复观《中庸》研究之评价：通过对徐复观的《中庸》研究的简评,指出徐复观《中庸》研究的根本特色在于——其主要是就人性论史及思想史之要求来阐释《中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