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其目的是提供给患者最为合理的个性化治疗方案。通过千百年的实践和探索,中医学业已建立起理法方药一整套内容庞大、层次丰富的体系,至今仍指导着中医临床的实践。现在主要的辨证方法包括:八纲辨证、脏腑辨证、经络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六经辨证等。导师周福生教授认为:“中医的辨证论治体系,内容错综复杂,名目繁多,令人目眩神迷,不易得其要领。这就使人迫切感到中医的辨证论治体系必须作进一步的整理,以加强其系统性,才能更好地适应临床的需求,有利于中医现代化。外感病六经、三焦、卫气营血辨证体系和内伤病的脏腑辨证论治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且,它们都是以八纲为总纲和脏腑经络为基础的,因此,很有可能将之冶于一炉,融为一体,成为一个统一的辨证论治体系”。导师通过几十年的临床经验总结,认为辨证的过程是对一个病证的全部症状的病位、病因、病性、病势的多项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和逻辑推理的过程。辨证的结果是证的病位、病因、病性、病势的多项综合信息,同时指出隶属于哪个证型。影响“辨证”其中一个的因素是“辨病”,如外感辨病主要是辨病邪作用于人体的反映。重点在人体反应的属性,而不是探究病邪到底是什么。或者说,邪是指人体感染病原体后的生命活动状态发生的一种异常改变,后来归纳为“六淫”,属于病因范畴,这种认知模式是中医的特点。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导师周福生教授认为临证诊治除了应“辨证”、“辨病”外,还应“辨质”,提出体质是“证”的未病形式这一概念。也就是说,“证”应当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已病形式,即通常所指的病证;一种是未病(也叫非病)形式,实质是病证的潜在(或萌芽)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未病并非真正无病,它只是病的静止状态而已。动态的病固然需要治疗,而静态的病同样需要治疗,这就是治未病的意义所在。如果未病没有得到治疗,它早晚会变成显在的已病。人体各脏腑之间,即脏与脏、脏与腑、腑与腑之间,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它们在生理上既分工又合作,共同完成各种复杂的生理功能,以维持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因而在发生病变时,它们之间又相互影响,或由脏及脏,或由脏及腑,或由腑及腑等。凡两个或两个以上脏腑同时发病者,称为“脏腑兼病”。脏腑兼病,并不等同于两个以上脏器证候的简单相加,而是在病理上有着一定内在联系且又相互影响的规律,如具有表里关系的脏腑之间,兼病则较常见;脏与脏之间的病变,可有生克乘侮的兼病关系等。因此,辨证时应当注意辨析脏腑之间有无先后、主次、因果、生克等关系,这样才能明确其病理机制,作出恰当的辨证施治。目前,脏腑辨证体系关于“脏腑兼病辨证”的论述主要包括:心肾不交证、心肾阳虚证、心肺气虚证、心脾气血虚证、心肝血虚证、脾肺气虚证、肺肾气虚证、肺肾阴虚证、肝火犯肺证、肝胃不和证、肝郁脾虚证、肝肾阴虚证、脾肾阳虚证。导师周福生教授在大量临床实践中认识到,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不单纯涉及一脏一腑,很多疾病涉及两个、甚至两个以上脏腑同时发病者,现有的“脏腑辨证体系”对“脏腑兼病”的论述十分有限,不足以指导临证诊治。以导师临床诊治一些内科杂病的经验为例说明:临床诊治肝郁脾虚型IBS,单纯运用疏肝健脾的方法往往疗效不佳,在疏肝健脾的基础上加一些和胃安神药(如夜交藤、合欢皮之类),从症状、生存质量、睡眠质量等进行疗效综合评价,“疏肝健脾、安神和胃法”均明显优于单纯“疏肝健脾法”,从而确立该病的病机为“肝郁脾虚、心胃相关”,实质上属于“脏腑兼病”的“心—肝—脾”三脏合病;导师临证还经常运用“心—肝—脾”三位一体辨治糖尿病胃轻瘫,胃癌患者术后调理,某些情志病;运用“心—肝—肾”三位一体辨治更年期综合征;运用“肝—脾—肺”三位一体辨治胃反流食管病;运用“肝—脾—肾”三位一体辨治慢性泄泻、肝硬化腹水、重症肌无力;运用“肺—脾—肾”三位一体辨治哮喘等(详见相关发表的论文),疗效确卓。导师周福生教授结合自己几十年临床辨治心得,整理历代医家的临证思想、医案及用药特点,重温古籍。首次提出了“三位一体”辨证模式,“三位一体”辨证模式的特点是强调中医临证需证、病、症三者结合,其核心是以证为本,病为枢,症为标。广义的“三位一体”辨证是指“辨证、辨病、辨质”相结合的临床思维模式;狭义的“三位一体”辨证是指“三脏同治”及分期调理的辨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