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快发展,以前在网络空间中并不突出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变得愈来愈突出。聊天室和网页上的马甲不再只是一个个虚拟的账号,实名认证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自然人和一大串属于他们的个人数据及信息。新兴技术使得你我每一个人在网络空间畅快交流的同时,也带来了个人信息随时可被窃取和泄露的隐患。无论是百度CEO李彦宏的“隐私换便利”论,还是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发表的“我们通过卖东西收集数据,数据是阿里最值钱的财富”,我们都已经迎来一个信息数据如石油般可贵的新时代。大数据杀熟、个人信息泄露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在大数据时代中没有人能从互联网的记忆长河里轻松跳出,成为那个被忘记的例外。被遗忘权在中国还不是法定权利,但是各项法规中已有它的影子。特别是2020年我国即将建立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这将会给被遗忘权在中国的确立建立良好的立法基础。同时它在新闻传播界的讨论也多从新闻传播实践和自媒体的治理视角出发,甚少往个人信息保护的方向探究。本文将结合法律和新闻传播实践的视角,梳理被遗忘权与信息权和隐私权的关系,探究被遗忘权在中国待上升到法定权利和在新闻版权保护法中的矛盾,分析它在新闻传播实践中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并给出相应的解决建议。各个自然人作为信息主体,会借由被遗忘权不让自己的个人隐私信息透露,便会要求数据控制者去删除相关个人信息。众多的个人数据和个人信息,将会成为新闻版权保护中的“证据”或者新闻报道中的信源。删除“证据”并不利于新闻版权的保护,而新闻报道里信源的删除也不利于构建新闻的公信力。新闻报道信息的删除会限制公众的知情权,如果删除的是具有正能量对社会发展有积极影响的报道,那么更是对新闻自由的限制。新闻传播者会因为被遗忘权的存在而束缚住自己创作的手脚,唯恐被席卷入侵权事件之中。在人人都捏有话筒发声的时代,公众表达与新闻自由两者联系颇深。每一个公众皆有可能成为新媒体平台上的下一个新闻人。保障个人信息将会成为公众表达的保护罩,是新闻自由良好发展的基础,两者并不应互相排斥。新闻传播者在制作新闻报道时,应该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保护好每个公民的个人信息;区分好特殊报道中的权利主体,对于不同的权利主体采取不同的报道方式。在新闻传播实践中新闻工作者应当对未成年人、公众人物和犯罪者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需要置于不同的层次中思考。尤其是对于重大犯罪事件中的罪犯,在保护这类人群的个人信息时,首先应该对他当下的影响状态作出判断,再决定是否保护其个人信息。如若该罪犯还是社会中的巨大威胁,那他就不适合“被遗忘”。如果他已从良,那么在制作新闻时保护好他的个人信息帮助他回归正常社会就是有必要的。从被遗忘权的视角看新闻传播实践中如何做好保护个人信息,必须从技术、价值、管理和司法四个方向共同发力。在技术源头上,做到对个人信息匿名化和模糊处理并且建立网络爬虫的边界,确立爬虫爬取个人信息的标准。在价值源头上,客观鉴定新闻价值,做到优胜劣汰和删存有序。重视新闻内容的留存价值,不踩个人信息保护的红线。在管理源头上打造互联网数据企业的信任机制,构建新闻监督机制和道德委员会。做到双方联手分享行业动态,一同致力保护好个人信息。在司法源头上,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数据领域的立法。同时设立数据生命周期,让个人信息数据的存储时限不再是永久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