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疫情形势向好,防控疫情不放松的大背景下,企业的复工复产工作被提上日程。然而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受到疫情影响而有所恶化,资金紧张,急需通过外部融资缓解压力,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也再次显现。企业的命运由其融资状况直接决定,融资成本和融资结构时刻影响着企业的行动和运行,而对于我国企业来说更是如此,融资难融资贵是影响我国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衡量企业面临融资约束大小的重要性在这一背景下更为凸显。只有准确地了解融资约束的状况,才能更好地解决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因此对融资约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实践意义。首先,本文单独对融资约束的定义进行了探讨研究,并提出了基于资本成本曲线斜率变化的曲线定义以及基于资本成本曲线截距差距的截距定义。随后,本文讨论了包括KZ、SA等几种主要的融资约束测度方法,梳理了相关测度方法的来源论文,总的来说,各种测度方法使用的数据各有不同,测试结果也各有优劣,如KZ指数模型中因变量和自变量中均包含了一定的重复性的数量信息,存在一定的内生性导致模型偏差,而WW指数使用了大样本估计,避免了样本选择误差以及测量误差,且考虑了除企业内部指标以外的外部指标,更多地考虑了外部环境对企业的影响。其中大部分的融资约束测度指标使用了企业的本身的财务数据,因而具有一定的精度,而SA之类的测度方法使用了非企业内部的财务数据以避免了内生性,但由于使用的外部数据过于抽象也可能会导致失准。之后,本文详细综述了债务测试法、投资-现金流测试法和现金-现金流测试法,由于内外源资本的供给曲线很难被观测到,因此本文只能通过别的角度来判断企业是否受到了融资约束,即通过观测企业管理者的特定行为,如支付股利等,来大致判断企业的资本供给曲线的形态变化以及企业的融资资本所处的位置。其中,债务测试法通过观测企业因所得税率变动产生的对杠杆率的反应大小来判断企业的融资约束情况;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模型测试法通过观测企业投资与现金流的关系确定企业融资约束的大小;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测试法通过观测企业现金存量与现金流的变化关系确定企业融资约束的大小。其次,本文从融资约束的定义角度入手,讨论融资约束问题的来源发展以及定义。融资约束问题来源于MM理论中内外源融资成本的差距问题,学者通过对完全市场MM模型、含税MM模型、权衡理论以及后续模型的研究发现影响资本成本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所得税、财务困境成本等。之后,本文对融资约束指标有效性进行实证分析,利用七种测度方法对A股上市公司进行分类,并进行了数据汇总分析,并且通过债务测试、投资-现金流测试以及现金-现金流测试,进行面板多元回归分析,对七种指标在不同测试中的有效性进行实验。最后,通过增加或替换自变量等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分红组别以及国标组别则稳定表现出企业受到融资约束的特征,而其他组别在测试中均呈现出不符合预期的结果。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测试的结果表明,在第一项和第三项测试中,无论结果是否显著,但总体上系数的大小存在一定的趋势,例如在税盾效应的测试中不受约束组别的系数明显高于受约束的组别,又例如现金-现金流测试中受到限制的组别β值大于不受限的组别,不过也存在个别融资约束判断方法的测试结果与与该趋势不同,例如税盾效应中评级和SA指数组受约束组别的系数小于受约束的组别。最后为本文的结论与建议。通过本文的研究结果,为融资约束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为投资者、企业研究者以及政府机构提供了借鉴性的建议。政府层面,应当加快资本市场发展,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并且着眼于有利于企业融资的市场环境。企业层面,应当确立合理的融资约束测度体系,低成本低风险地完成企业融资同时也应当建立适当的风险应对机制,设立风险资本。对于投资者侧面,应当增强投资者研判水平,优化融资约束分析能力。最后对于学术研究层面,尽管融资约束测度指标存在一定的判别能力,但不宜直接使用,在使用时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修改或者尽量使用多种融资约束测度方法,综合评判企业是否真的受到了融资约束,以增强结果的稳健性。本文的研究创新点包括:第一,综合多种融资约束测度指标,丰富对比结果,拓宽实证范围。融资约束的测度方法多种多样,有直接使用国外指数的也有国内研究者使用自创的测度方法,本文将它们归集起来综合对比获得结论也更有说服力,也是对约束测度方法的使用方式的补充。第二,使用创新性的检验方法。使用不同的融资约束测度方法给出的融资约束程度并不相同,而不同结果之间难以对比,更难以确认准确性,而本文使用了创新性的实证检验方法,使用债务测试、投资-现金流测试以及现金-现金流测试,进行面板多元回归分析获取到了统计意义上的数据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