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迁移是社会变迁的晴雨表，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变化的剧烈、深刻程度是以往任何时期都不能比拟的，这些变化背后的深层原因之一正是来自各地人口的不断迁入。1950～196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稳定政权，逐步开始经济建设，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时期，期间的人口迁移与流动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支援边疆建设”是共和国十七年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由此创制了一个新名词“支边”，“支边”与各式各样的边疆移民联系在一起。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另辟蹊径，以1950～1966年的云南移民为主线，以西双版纳湘鄂移民为个案，专题探讨“支边”与共和国十七年边疆人口迁移。　　 一、以唯物主义的社会史观为指导思想，客观分析考订1950～1966年中国人口的迁移与流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巩固政权，发展经济采取的各种政策措施，发起的历次运动，都不可避免的会来人口流动；同时政府还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了一系列具有一定规模的人口迁移运动。主要包括：接管和稳定政权时期产生的南下干部和军队留任地方工作的人员；以发展工业为中心的两个五年计划所带来的工业人口迁移；工业起飞受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为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不仅制定户籍管理制度，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涌入；还将干部下放农村、精简城镇人口、动员中小学生参加农业生产，以减轻城市粮食供销及就业压力；更将汉族的“人口众多”，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大物博”结合起来，产生了以垦荒为主的大规模移民；边疆各地为建立健全各类社会机构、系统、设施也不断引入各行业人员；边界危机、备战的需要带来了企业内迁、三线建设等形式的人口迁移；还有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招生分配，水库移民等其他类型的人口迁移。总的说来，共和国十七年人口成规模迁移频繁，以计划型指令性迁移为主，具有边疆移民的大趋势。　　 二、在基本复原共和国十七年移民图景的基础上，深入研究1950～1966年的云南人口迁移。相比其他边疆省份，共和国十七年的云南人口迁移，并不是规模最大、最显著的，但却是极有特点的，既能反映中国移民的大趋势，又体现了宏观历史中的地方需求和边疆状况。作为中国历史发展整体的组成部分，云南人口迁移被深深打上了时代烙印，这里能找到各种类型的共和国移民。同时，十七年年间的云南移民状况非常独特，主要表现在：(一)云南农垦走上了一条与新疆、黑龙江不同的非军垦之路，而云南农垦移民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垦荒移民。(二)云南复杂多变的地理条件限制了成规模的农业开垦，这里既没有一五、二五时期的工业人口迁移，也不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因而工农业人口迁移不像西北、东北边疆那般轰轰烈烈。(三)尽管工农业规模移民显得较为沉寂，其他各行业的人口迁移却频繁多见，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各项社会事业建立和初步发展的阶段，因为历史上开发较晚，云南对劳动力的需求大、范围广，各类人员持续迁入，尽管规模相对国家组织的垦荒和工业建设移民小，但却包罗了各行各业、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口，频繁均衡的人口迁移是云南这一时期的又一重要特点。横向比较，共和国十七年中的云南移民与同时代其他边疆地区有不同；纵观历史，共和国十七年中的云南移民则是历史的继续发展，具有历史延续性与相似性。以上事实表明，1950～1966年的云南移民状况，无论从纵向历史，还是横向地域的角度都独具特色，体现了边疆历史的延续性和时代特征。　　 3、以“支援边疆建设”为切入口，从新的角度探讨十七年边疆移民及共和国历史。1950～1966年，边疆移民种类繁多，但都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与“支边”一词联系在一起，在有组织、按计划、巩固性高等许多方面都存在共性和相通的地方。这类“支边”移民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大规模、“串联”式的人口流动有所不同，“文革”中许多部门的工作都无法正常开展，“打砸抢”与派系斗争轰轰烈烈，但经济、文化建设，社会发展却“无所事事”，而且许多迁移人口在运动结束后又返回原籍，时间短、建设少、作用小；这种经过统筹组织和计划的行政移民，与20世纪80年代后，以生存和牟利为直接目的的经商务工流动人口不同；与20世纪90年代，由政府组织的三峡库区移民、扶贫移民等也有所不同，因此，“支边”能够很好的概括这一时期的各类边疆移民。20世纪80年代后，计划经济时期“支援边疆”的运动，转变为市场经济时代“开发西部”的潮流，“支援边疆”到“开发西部”的延续与发展，不仅是认识中国国内移民的切入口，更反映出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变迁。在深入研究“支边”如何在特定历史阶段产生，其外延与内涵的变化发展，及其社会意义之后，就会发现边疆或西部并非单纯的“被支援”的对象。“支援边疆”和“开发西部”推动了边疆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边疆现代事业的基础；在“支援”与“开发”的过程中，边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整体利益做出了重大贡献，也满足了沿海和内地的需求。计划经济时代，“支援边疆”极大缓解了人口稠密地区的压力，提供了国家急需的战略物资和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开发西部”又为东部和中部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资源和商品市场。所以，“支援边疆”的同时解决了内地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问题，“开发西部”的同时最终帮助了东部。“支援”和“被支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支边”同时也是“援内”，“支边”现象的背后，还隐含着“援内”的本质与意义，二者是相互作用的。　　 4、通过访谈，结合文献资料，展开对特定区域——西双版纳，以及移民个案——湖南人与武汉人的讨论。西双版纳人口结构的极大变化，始于共和国十七年，与其他地方历史上移民的持续迁入不同，版纳是十七年边疆移民最集中的地区。西双版纳湖南与武汉移民，是迁移时间不同、原因不同、数量不同，来源不同、迁入区域不同、变迁轨迹不同，却极有代表性的两次“支边”移民。文章通过访谈，及对移民现实生活的观察，结合文献资料，生动的再现移民变迁的过程。并在比较研究二者定居、变化、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最终弄清一个由无数小地方及小群体构成的边疆社会的变迁脉络。　　 5、将宏观过程与微观叙事相结合，专题研究移民与边疆社会。移民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半个多世纪历史的不同阶段、不同地域、不同方面，参与了边疆建设，经历了各种变化，创造了自己生活的时代，所以讨论宏观社会发展中个体亲历、见证、参与历史的生命历程，记录他们对自己历史的评价和心态的变迁；考察相同地域范围内，不同来源移民之间、移民及当地人口之间不同层次、深度的交往、联系、碰撞、融合，透视人口结构的变化与边疆社会变迁的关系，即移民本土化与边疆现代化化同时进行，传统边疆社会逐渐向现代地缘社会转变；“支边”与“援内”的互动最终带来了民族团结、边疆稳定与国家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