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之间会相互“攀比”吗?——基于国有企业集团财务行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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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在此背景下,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不只是激发企业核心能动力、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选择,更是提升国家整体核心竞争力、稳固国际地位的根本保障。因此,如何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引导国有企业加快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就成为亟待解决和回答的重要问题。国资委在2003年首次颁布了专门针对企业管理者的考核制度,并在之后的十五年时间里,先后五次对该制度进行了重要补充和修订。业绩考核对高管的职务升迁、任免和薪酬能够产生重要影响,已经成为国有企业发展的“指挥棒”,已有文献也从多个角度检验业绩考核如何影响公司财务行为。然而,现有研究对业绩考核的有效性、合理性与公平性还存在一定争议,而且大多分析对单一企业的财务决策,鲜有研究在集团的组织架构中理解业绩考核制度,忽视了业绩考核可能引发的企业攀比行为。公司财务决策的相互影响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现有学者对同群效应和传染效应进行了深入分析。区别于同一行业、同一地区、同一供应链等间接关联,分属同一公司管辖下的子公司之间有着频繁的业务联系和信息交流,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和风险共担机制让子公司能够更加清晰、准确、直接地观察到彼此的财务活动。与此同时,国有企业集团是金字塔结构,存在内部劳动力市场。在同一集团内部,子公司面临相似的考核标准和考核环境,高管的职务晋升由上级决定,国有企业高管有动机也有能力影响考核结果,这就构成了一个典型的内部锦标赛。在锦标赛制度下,高管能否获得奖励主要依赖于相对成绩而不是绝对表现。这就意味着,当同一集团控制下的其他子公司财务行为变化导致考核得分上升后,本公司的业绩考核就会出现相对下降,导致高管在锦标赛中落后,对高管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当观察到集团内其他企业的财务行为发生变化之后,高管会有很强的动机进行攀比。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拟在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背景下,立足当前国有企业业绩考核现状,基于锦标赛理论,以国有企业集团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创新投资、股利支付和慈善捐赠三类能够直接影响业绩考核的财务行为,检验公司之间是否以及为何会相互攀比。论文有以下主要发现:首先,从创新投资角度来看,公司间存在创新投入攀比现象,即当观察到同一集团内其他公司增加创新投入后,公司会在下一年度显著增加自身的创新投入;公司之间的这种攀比行为降低了创新效率。进一步分析表明,当业绩考核压力更大时,创新攀比更严重,创新攀比对创新效率的负面影响更强;当高管晋升的可能性更高时,创新攀比更明显,创新攀比对创新效率的负面影响更强。其次,从股利支付角度来讲,公司间存在现金股利攀比现象,即当观察到同一集团内其他公司提高了现金股利后,公司会在下一年度显著提升自己的现金股利。当公司的业绩考核压力越大,现金股利攀比现象越严重。进一步分析发现,公司支付能力越强、高管晋升可能性越高、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越大、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压力越大时,现金股利攀比现象越明显。最后,从慈善捐赠方面而言,公司间存在慈善捐赠攀比现象,即当观察到同一集团内其他公司提高了慈善捐赠水平后,公司会在下一年度显著提升自己的慈善捐赠。当公司的业绩考核压力越大,慈善捐赠攀比现象也会更为明显。进一步检验表明,高管晋升可能性越高、公司承担其他社会责任更少时,慈善捐赠攀比现象越明显。综合而言,本文有如下研究贡献和创新。从学术视角而言,第一,本文系统地研究了集团企业财务行为的相互影响。转轨经济时期的市场结构和经济体制尚不健全,集团内企业间存在密切的资金、人力、技术等交流,信息互动十分频繁,企业集团构成了经济运行的主体。现有企业集团的研究主要关注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和内部公司治理,普遍认可企业集团在我国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和突出地位。不同于已有文献关注集团整体,本文基于锦标赛理论,对同一集团内部不同子公司之间的攀比行为进行检验,厘清了集团运作的内在机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集团的运行规律。与此同时,本文区别于同群效应和传染效应的研究,从新的角度分析了公司财务行为相互影响的内在逻辑,完善了相关的理论框架,为理解我国企业财务决策的相互影响带来了新颖的视角。第二,本文全面地扩展了国有企业业绩考核制度的相关研究。业绩考核是实现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推动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重要制度保障。自考核机制实施以来,明确将考核结果作为年终职级晋升及薪资发放的评定标准,切实将企业的创新水平推向一个新台阶,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率。但是,现有文献也明确指出业绩考核很有可能会引发盈余管理或金融投资的传染现象,损害企业价值,而且存在考核结果不公平等问题。区别于已有研究关注业绩考核对单一企业的影响,本文在集团此类联系更加紧密、考核标准更加一致的组织中,检验业绩考核诱发的财务决策攀比行为,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业绩考核制度,扩展了业绩考核的学术认知。第三,本文有力地补充了企业投资决策和分配决策的现有研究。企业投资和分配是公司财务中的经典问题,其中创新投资和慈善捐赠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现有研究从宏观政策、外部环境、公司特征等多个角度对创新投资、股利分配和慈善捐赠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不同于已有文献,本文基于锦标赛理论和业绩考核的制度背景,从攀比的角度对企业投资决策和分配决策进行检验,为后续研究新兴经济体中的企业行为提供了新的思路。从政策视角而言,本文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表明,现行的考核办法在考核指标、考核得分转换还存在一定不足。首先,对于企业创新的考核,目前依然是“重数量、轻质量”,缺少对于高质量创新的关注。这就会出现管理层“为晋升、做创新”、“为考核、做创新”的短视行为。其次,对于经济附加值的考核,目前采取一刀切的方式,缺乏对资本成本的动态调整,这为管理层通过发放股利迎合大股东的自利行为提供了空间,削弱了业绩考核的有效性与合理性。最后,对于考核成果转化为考核得分的过程,现行的考核办法有较多的主观评价空间,这为管理层通过捐赠等方式影响上级提供了可能性,降低了考核的准确度,影响了业绩考核的公平性。因此,本文认为国资委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完善考核办法,实现高质量考核引领高质量发展。首先,国资委可以进一步优化业绩考核方式、加强对创新效率的考察,比如每单位研发投入的专利申请数量和专利授权数量、专利的引用次数等,增强考核的全面性。其次,国资委在未来可以尝试将股权资本成本纳入业绩考核当中,针对不同企业、不同行业设定更加科学化、市场化、动态化的标准,提高业绩考核对企业真实经营情况的刻画能力,为国有企业改革实现由“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持。最后,国资委需要进一步平衡好客观标准与主观判断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主观业绩评价的激励作用,避免评价者滥用机动性、任人唯亲不唯贤,进一步增强业绩考核的公开、透明、有效。国有企业竞争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中国特色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持续推动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是经济内循环目标顺利实现的前提保障。自建国到现在,经过七十余年的摸索与实践,国有企业的经济水平与竞争实力逐渐向国际化靠拢,切实为我国战略计划的有效开展及战略目标的早日实现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在新冠疫情期间,国有企业作为国家经济稳定发展的“压舱石”,更是充分发挥了战疫的“顶梁柱”作用。本文的研究为分析国有企业集团财务决策带来了新的思路,对于国有企业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改革、优化结构、强化管理,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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