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在党和全国人民经过长达半年的艰苦抗疫后,终于使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同年,我国全年国民生产总值（GDP）总量首次突破100万亿人民币,全年增长2.3%,是当年全球唯一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2021年的全国GDP总量是1978年的310倍。中国的“抗疫奇迹”和“经济腾飞”,是我国制度自信的最好体现。中国为研究官商关系提供了独特的制度环境。我国政府的组织结构不同于东欧和前苏联的单一形式结构,也不同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我国政府的组织结构是以地理为原则的多层多区域形式。这种分层结构决定了政府的权力高度集中,各下级政府权力依次递减。也因此导致了我国的政府对于企业经济上的影响力要远远超出西方代议制政府的影响力。企业经济对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一级不同地区的政府之间存在着的经济快速增长的“竞赛”压力,这让地方政府与管辖地企业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但企业的股价的暴跌往往会引发投资者的巨额损失,也极易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很可能对地方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破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一切行政机关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本文基于国内外相关理论和制度背景,结合我国的地方政府官员定期自然轮换制度,采用2007—2019年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地方政府官员更替对企业股价崩盘的影响。进一步从制度环境、官员特征和官员干预三个视角实证分析地方政府官员更替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本文的研究主要是为了回答以下问题:（1）官员对企业会有怎样的影响,为什么会影响?官员的不同行为对企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地方政府官员更替对宏观经济、中观资本市场和微观企业有什么影响?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影响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因素有什么?（2）地方政府官员更替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地方政府官员发生更替后,是如何影响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3）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例如,市场发展水平、非国有经济发展水平、法治环境、18大后反腐环境等,地方政府官员更替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又有什么不同?新上任官员的特征,例如:性别、年龄、学历水平、是否是同一城市内部提拔等,与企业未来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又有何种关系?新任官员上任后会对企业进行干预,那么到底干预的是哪些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干预的时间和强度又如何?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官商关系的认知和理解,同样也探究了地方政府官员更替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机制。有助于提升国家治理的质量,以及对投资者投资上市公司股票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的创新点与可能的贡献在于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角度分析了地方政府官员更替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并从制度环境、官员特征和官员干预三个视角分别进行了研究。不仅丰富了当前学术界对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同时也扩充了地方政府官员更替对企业微观经济影响研究的文献。全文共分7章,具体结构安排如下:第1章对我国为该研究提供了一个与西方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制度环境的研究背景进行了说明,讨论了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文章的研究内容进行了归纳,以及提出了文章的创新点和可能的贡献。第2章探讨了本文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制度变迁理论和股价崩盘风险的成因理论。在制度变迁理论中,对制度的定义、制度变迁存在的多重维度、制度变迁中的和谐学派与冲突学派、制度变迁中政府的角色、制度变迁与企业经济分别进行了分析。在股价崩盘风险的成因理论中,对股票市场收益的非对称性、信息隐藏假说与股价崩盘的传染性分别进行了回顾,特别是对解释个股股价崩盘的理论—信息隐藏假说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在文献回顾中。首先,对官商关系的文献进行了回顾,从官员晋升动机、官员到企业视察、官员到企业任职、官员从企业离职、腐败和反腐败分别一一阐述官商关系对企业的影响;其次,回顾了地方政府官员更替对宏观经济、中观资本市场和微观企业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地方政府官员更替对微观企业的影响是本章的重点;最后,以企业作为主体,从影响因素的内外来源将影响股价崩盘的因素分为企业内部因素与企业外部因素。分别对企业内部因素包括管理层、治理层、投资者、信息披露、企业文化与战略、公司金融活动;企业外部因素包括审计师、分析师、政府、社会和公共事件分别进行了回顾。至此基础上,对文献进行了评述。第3章是实证分析的准备章节,简要介绍了地方政府官员更替的制度背景,对地方政府官员更替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为后面的实证分析章节打下基础。第4章,在理论分析中,地方政府官员更替现象主要会通过官员自保动机、政策不确定性和官员腐败三条路径来影响公司层面的股价崩盘风险。并以官员与企业的两阶段序贯博弈理论模型进行验证并提出了假说。实证检验后验证了假说,即地方政府官员更替与未来一年的企业股价崩盘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加入制度环境因素: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与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与非国有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法治环境宽松的地区与法治环境严格的地区和十八大之前与十八大之后,检验了不同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官员更替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存在的关系。第5章是基于官员特征这一视角,根据相关文献构建理论模型,提出了两个假说,并实证检验了新上任官员的年龄和学历水平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在稳健性检验过后,对新上任官员的不同年龄段和不同学历、性别、是否由同一城市内部提拔、官员离任后未来的去向以及未来是否落马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第6章是基于官员干预这一视角,根据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提出了三个假说:比较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地方政府官员更替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新上任官员的任期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之间是存在线性关系还是非线性关系。进一步,对国有企业中的中央国企、省级国企、市级国企一一进行了检验;验证了全样本、在一个完整执政期内和超过一个完整执政期下,新上任官员任期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之间所存在的政治周期现象;以及检验了管制行业和非管制行业、省会以上城市和一般地级市下的地方政府官员更替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存在的关系。第7章研究结论与展望。一方面,总结前面的实证结果,从国家和官员两个角度提出了相关建议。另一方面,总结出了本文研究的两个不足之处,并对未来的研究工作提出了两个畅想。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一、地方政府官员更替与未来一年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正向关系的理论机制在于:第一,地方政府官员由于受到“晋升锦标赛”的压力,可能会诱发机会主义行为,夸大甚至操纵当地的经济水平,而新上任的官员出于自保的动机去提前曝露出坏消息,避免由于前任官员“刷政绩”的行为而对自己造成损失;第二,当地方政府官员发生更替时,由于新上任官员的偏好异质性,在上任后会在所在地范围内实行新政策,造成了政策上的不确定性;第三,前任官员的调离,破坏了之前与企业构建的政治关系,企业为了获得所需要的资源不得不向新任官员寻租增加了企业的寻租成本。随着坏消息的逐渐累积,根据信息隐藏假说,未来的股价崩盘风险会上升。实证检验发现:地方政府官员更替与未来一年的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二、在制度背景视角下,（1）在制度薄弱和低市场化的环境中,政治因素成为了影响商业活动的重要力量,市场化越低的环境,政府的干预会越强;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政府的干预强度就会越低。研究发现:相比于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政府的干预越强,地方政府官员更替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2）由于国有经济相比于非国有经济,会受到更多政府的干预。实证后发现:相比于非国有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政府的干预越强,地方政府官员更替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3）一般来说,法治环境越严格,官员腐败的机会成本也就越高,官员腐败的可能性也就越低。实证后发现:相比于法治水平严格的地区,法治环境宽松的地区,反腐败力度越弱,地方政府官员更替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4）2012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就任。十八大后发起的反腐运动是我国近现代以来最勇敢,也是最严格的反腐运动之一。十八大之前,反腐败的力度较小,由于腐败的机会成本较低,官员与企业之间的寻租关系造成的腐败较多,地方政府官员更替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存在的影响较大;十八大后,反腐败的力度加强,官员腐败机会降低,地方政府官员更替对企业层面的股价崩盘风险正向影响不显著。因此,相比于十八大之后,十八大之前,反腐败力度越弱,地方政府官员更替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三、在官员特征视角下,（1）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拔和考核受年龄影响,官员由于受到“晋升锦标赛”的压力,会诱发机会主义行为,夸大甚至操纵当地的经济水平,但官员的年龄越大,自身长期积累的东西越多,一旦爆发恶性事件,损失也就越大。因此,出于官员自保动机,会干预企业曝露坏消息。实证检验后发现新上任官员的年龄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后,55—59岁（基本已快接近退休的年龄）,对于这些官员来说,晋升激励与晋升收益很低,而维持地方稳定已经成为了首要目标。在55—59岁上任的新上任官员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因此,聘任临近退休的官员实际上是可以部分解决一些经济上的问题,可以说这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下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2）地方政府官员随着学历的提高,专业化程度就会越高。随着新上任官员的学历越高,自信心也会越高,就越会坚持自己发展计划,专业化的不同造成新政策与旧政策之间的差异化就会越大,政策不确定也会越高,对地方经济和企业产生的影响也就越大。实证检验后发现新上任官员的学历水平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后发现:拥有硕士学历的新上任官员与企业股价崩盘之间存在弱正向关系,而博士学历的新上任官员与企业股价崩盘之间存在的关系不显著。这是由于博士学历的更替官员比硕士学历的官员拥有更高的晋升概率,晋升激励和收益也会更高,因而可能会弱化了因政策不确定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3）由于内部提拔的市长之前与前任市委书记经过长时间的共事,对于前任市委书记可能的经济操纵和管辖地存在的经济问题更了解。当前市长晋升为该地的市委书记时,很可能出于自保动机,会主动地让执政地的企业释放坏消息,以免为前任市委书记“背黑锅”。实证后发现同一城市内部提拔的新上任官员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4）相比于女性官员,男性的新上任官员与企业股价崩盘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该结论很可能与女性比男性更加厌恶风险,同时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也更低有关。（5）官员离任后未来的去向以及未来是否落马都不会在更替当年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产生显著地影响。四、在官员干预视角下,（1）国有企业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受到了政府更多的照顾,但国有企业更容易受到地方政府官员政治干预的影响。实证后发现: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地方政府官员更替与国有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由于地方政府官员通常采取政治权力对国有企业进行干预,可能用自己信任的人替代原地方国企高管。进一步研究后发现地方政府官员更替主要影响了市国有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主要的原因在于管控范围的差异,其中中央国有企业主要受国家中央管控,而省级国有企业主要受省政府管控,只有市级国有企业才真正的受到市政府的管控。（2）随着任期的延长,地方政府官员获得的晋升信息更加清晰,政策也相对稳定。但当官员看到同期的其他官员纷纷升职,晋升压力较大,会积极动用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和资源干预地方经济。实证后发现新上任官员的任期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但存在着非线性U型关系,并且随着新上任官员任期的增加,先降低,之后大致在官员上任的第3年—4年之间达到最低点,而后再升高。进一步,以一个完整执政期为分界线,发现在一个完整执政期以内（5年内）,新上任官员的任期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存在近似线性关系,随着新上任官员任期的增加,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会逐渐下降。超出一个完整执政期时,新上任官员的任期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存在着非线性U型关系,并且随着新上任官员任期的增加,先降低,之后大致在上任的第4年—5年之间达到最低点,而后再升高。（3）不同行业之间对政治事件的敏感性存在着差异。地方政府官员更替对管制行业的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不显著;反而是非管制行业,地方政府官员更替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主要原因在于所选政府层级的问题,选择了市级政府作为研究对象,但管制行业通常受省级政府或国家专门部门监管,一般地级市的官员根本没有监管权,也就很难进行政治干预。（4）由于我国政府组织的分层结构决定了政府的权力高度集中,各下级政府权力依次递减。从官员干预的力度上来说,省会以上城市的市委书记的干预力度要超过一般地级市。因而,省会以上城市的市委书记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存在着显著正向关系;而一般地级市的市委书记更替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不显著。本文针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从国家角度和官员角度两个方面提出了建议。对于国家来说,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继续提升我国市场化水平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水平,加强我国地区法治环境和持续反腐败。对于任命官员的年龄方面,在一个地区交替更替年龄较低的官员和年龄接近退休的官员可能是不影响地方经济发展而降低经济发生破坏性事件的手段之一。对于新上任官员的学历方面,提升学历重要,但提升为人民服务的能力更重要。对于官员执政稳定化方面,地方政府官员的执政期最多5年并且最好由当地内部提拔。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方面,没有对西方选举制度下的地方政府官员更替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没有直接证据来验证地方政府官员更替对企业未来股价崩盘风险影响的三条路径。对于未来的研究工作,会继续研究我国地方政府官员更替对企业的影响。还会以美国作为对比研究的国家,研究地方州州长的更替对州内企业的影响。进一步对中美两国进行对比,来比较不同制度下,地方政府官员更替对企业所产生影响的差异。另外,由地方政府官员的更替所造成的单一不确定性冲击引发多种不确定性联动也可以作为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