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方翻译发展历史中,译者的地位一直备受争议。20世纪以前,译者的地位长期被忽视,然而随着翻译理论的“文化转向”,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凸显。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总会在翻译过程中体现自己的价值观、文化取向、独特见解和翻译目的。因此,对翻译原文本的选择和理解,以及对译本的特殊处理均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作为中国最早和最有价值的军事著作,重视预防战术和作战策略的《孙子兵法》,已经被国内外学习应用超过两千年。美国著名典籍翻译家托马斯·克利里(Thomas Cleary)1988年出版了英译本《孙子兵法》。在该译本中,托马斯·克利里将《易经》、《道德经》的道教思想融入其中,强调《孙子兵法》一书中的人文思想。本文选取托马斯·克利里的《孙子兵法》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在综述以往相关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对托马斯·克利里如何将道教理论融入英译本《孙子兵法》进行定性分析。根据译者主体性理论框架,本文作者通过两方面探讨托马斯·克利里在英译本《孙子兵法》中的译者主体性；一是通过托马斯·克利里对原文本的选取和对原文本的独特见解,展示其译者主体性在接受和理解原文本中的体现。托马斯·克利里选取《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为底本,将道教思想非战、虚实等融入其中,将《孙子兵法》视为道教典籍而非军事典籍；二是通过托马斯·克利里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中军事词汇和宗教词汇的翻译,以及对原文本的删减和改变,揭示其在译本中的主体性体现。本文以托马斯·克利里英译本《孙子兵法》为蓝本,尝试性的研究了其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旨在丰富《孙子兵法》作为道教典籍的研究。此外,作者希望本文能够对托马斯·克利里在翻译过程中的独特思维和翻译策略研究尽绵薄之力,丰富中国典籍的翻译及研究,从而对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