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在世界电影史的研究中男性形象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世界各国的著名导演包括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代导演无不把男性形象作为其作品中的重要方面。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男性形象是解读国家电影形象的一把钥匙。本文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电影学中的代际导演研究法、社会学中的性别研究法和历史学中的比较研究法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系统的勾勒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历代导演的作品,对其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做了历时性解读,指出: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第二代、第三代导演注重政治选择,强调对历史史实的关注,塑造的男性形象既有高大完美属于“卡利斯玛式”的英雄,也有一望而知的坏人,还有扁平化的中间人物,这些形象多带有明显的脸谱化、单一化特征,但这中间男性英雄形象的阳刚和勇敢是当时社会主流价值和主流话语的化身,也是新中国电影男性形象探索的初期阶段。文革后至80年代的第三代和第四代导演作品中的男性形象摆脱了依附于政治的倾向,开始探索人的情感和命运,诗意化地表达了人间的温情,但身处历史真实与温情表达的两难境地使得这一时期导演在塑造男性形象方面缺乏第二、三代导演作品中常见的英雄和勇士的形象,而显得相对黯淡、抑郁和踟蹰。但他们在男性形象塑造上所进行的探索无疑是具有时代意义的。本文着重分析第五代导演中张艺谋、陈凯歌、黄建新等人的电影作品中的男性形象,从老爷、农民、戏子到军人、知识分子及边缘人物等,充满了历史的反思,明显的标明了敢于表达个性感受和多元价值取向的时代到来,这些男性形象是对传统英雄和父权的颠覆,反映了新时代的人们对以往单一化和脸谱化人物的厌倦,标志了电影艺术审美的复苏。然而这一时期电影作品采取了不少“东方奇观”式的策略,使得这一时期的男性形象在走向世界的同时也给人留下了“有损国人形象”的误解。新生代的电影导演的作品则把男性形象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以人文主义的情怀和写实主义的手法塑造和捕捉了当代农民工、城市贫民、文艺青年、边缘人物等多种类型的男性人物,他们不再背负历史的重任,直面现实地塑造各类男性形象,这些男性形象多缺少乐观的色彩,甚至隐含了不少悲观和绝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新生代导演在工业化和全球化语境下面对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人的生存及命运的思考。本文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最后指出:第五代导演到新生代导演的中国的电影创作体现出一种从精英意识到草根文化的形态嬗变,这意味着中国文化形态正在经历着大众化、多元化的转变过程,面对这一转变的历史过程,我们仍然面对如何在大众化时代塑造精英形象的问题和如何提升大众文化品格的重任。同时,男性形象的符号化反映出第五代和新生代导演都面临使中国电影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如何得到正确的认可和接受的问题。第五代导演们采取的“东方奇观”式的策略已成为一种前车之鉴,而新生代作品中有些正以“独立制片”的方式步前辈的后尘。面临这种状况,需要两代导演共同意识到电影的跨文化接受性,并以一种跨文化的视野和传播策略重新审视自身的创作。最后,男性形象的商业化揭示出第五代和新生代近期创作的电影都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可避免地走向商业化生产和运作,如何在产业化背景下坚守影片的艺术追求和如何使电影避免成为消费性快餐的问题,就成了中国当代导演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本文对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历代导演的作品中男性形象的历时性解读,特别是对第五代和新生代作品中男性形象的比较研究为大众化时代塑造精英化男性形象,为解读中国电影发展如何走向世界的难题将提供见解、参考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