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国将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乡村振兴战略给未来30年农村发展指明了方向,全面振兴乡村的关键是解决好6亿农村人口的公共物品问题。公共物品包含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内容,精准扶贫解决了极端贫困人口,为农村生产生活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下一步农村的发展,是要解决乡村教育、文化、环境、治理等问题,乡村振兴战略正是要发展乡村,健全公共服务。公物的发展需要法律的规制,乡村振兴要在2020年实现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这正是法律要关注的内容。经过研究,本文认为:目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很多问题是供给导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传统农村的公共物品的供给主要靠士绅、宗族维持。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公共物品依赖政府供给和自身的“三提五统”“两工”等制度维持。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农村人口流失、宗族影响力下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处于悬空状态。税费改革后,“一事一议”取代了“三提五统”和“两工”成为农村公物重要供给决策方式。由于供给资金不足,当前农村公物拼凑供给的情况突出,供给主体的混乱造成了农村公物权属的混乱,导致了农村公共物品出现了供给总体不足、供给效率不高、监管不力、质量参差不齐、救济不足等问题。乡村振兴中的农村公物供给,不能完全依赖政府,也不能靠“谁投资,谁受益”的鼓励,建立完善的制度是发展农村公共物品的必要环节。农村产权改革和股份制改革是未来农村公物发展一大契机,集体股和公益金的设置,对农村公共物品的发展十分重要。集体经济组织在未来农村公物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其的法律地位和活动范围缺少制度的保障,加强对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合作社的监管,是增加农村公物供给、改善乡村治理的重点。农村公共物品实现自我供给的重点在于激发农村自身蕴含的积极性,在农村公物供给的过程中,要重视中坚农民,培养高素质农民。同时,利用农村资源优势换取市场资本,将公私合作模式运用到农村公物发展之中,实现公共物品的多元化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