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于2016正式通过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将个人数据保护推向高峰,其所创设的数据可携带权成为各界关注焦点之一。本文通过对欧盟数据可携带权的立法演变与理论基础的研究,分析欧盟数据可携带权的权利架构,并剖析该权利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可借鉴性,在论述我国引入欧盟数据可携带权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数据可携带权本土化立法建议。数据可携带权从萌芽到确立,欧盟立法机构对其内容进行了数次慎重考虑与选择,最终以独立条款在GDPR中体现。这一项创设性数据权利是欧盟法律体系对信息自决权理论的沿袭与发展,它属于一项新型的人格权,但同时兼具自由权属性和财产权属性。对数据可携带权的权利架构之解读是了解数据可携带权这一新型数据权利的必要步骤。“数据主体”和“数据控制者”分别对应数据可携带权的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而“个人数据”则为数据可携带权的客体;数据可携带权的内容为副本获取权与数据转移权两项权能,这两项权利均具有相应的限制条件;数据可携带权的适用条件则需满足法律规定的“基于同意或合同”、“自动化处理”、“数据主体提供并与之相关的个人数据”这几项要求。本文结合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现状,论述引入数据可携带权可能存在的障碍的基础上,分析数据可携带权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可借鉴性,并论证我国具有引入数据可携带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对于数据可携带权的本土化在借鉴欧盟GDPR规定的同时,还应当充分考虑我国立法基础与现状。信息可携带权可以作为我国未来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当中的的一项信息权利,并对信息可携带权的性质定位、概念以及该权利的具体内容进行规定与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