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鲁菊事件》是法国侦探小说鼻祖——加博里奥的成名作，是世界上第一部长篇侦探小说，它的发表对当时的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英法学术界，对于加博里奥和《勒鲁菊事件》的相关研究非常多，但在东亚学术界，针对埃米尔·加博里奥及《勒鲁菊事件》的关注相对较少。不过，这部作品一译介到东亚之后，加博里奥凭借其环环相扣的小说情节和引人入胜的侦探故事引起了当时东亚读者的热烈反响，特别是在中韩两国收到了极大的好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韩社会正处于半殖民地或殖民地时期，残酷的殖民压迫迫使两国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救亡图存之路。新旧交替的社会转折期中，整体社会文化也同样需要变革。因此，作为侦探小说的《勒鲁菊事件》为满足开启民智、解放思想的需求而被引进到了当时的中韩两国。而文学作品的翻译传播和近代社会的发展进程密切相关，二者互为补充。《勒鲁菊事件》等翻译文学作品的输入启迪了尚处于开化期的中韩社会的普通民众，使他们了解了现代社会运作的底层理念——比如法治观念、民主思想等。这些以《勒鲁菊事件》为代表的翻译文学作品启迪民智，促进了中韩两国社会向着现代化转型。因此，西方文学传播到中韩两国，本论文放入研究目的是在参考了中韩学术界、当时中韩读者对《勒鲁菊事件》的阅读感受和反响的基础之上，运用翻译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及作家的成长经历，从作品的创作翻译背景、中韩译者的翻译策略以及翻译特征等方面对该部作品的中韩译本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探究二者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性，分析原因，以期能够抛砖引玉，为中韩乃至东西方文学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些许启示，进而为研究上世纪的中韩翻译侦探小说研究发展提供一个小小的探路石。
　　首先，本文对对《勒鲁菊事件》的英、日、中、韩四国译本进行了比较研究，从中找到中韩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如何选取翻译策略，比如“归化”、“异化”、“改写”与“重译”等，在译文翻译过程中，是如何巧妙的将多种翻译策略结合并自如运用，进而分析译者的翻译目的和初衷。最后分析这两个文本存在的一些共性特征，第一，对“新奇”的追求;第二，对“信、达、雅”的挑战;第三，在“创新”与“固守”之间寻求一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