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翻译史上,没有哪个术语能比严复的“信达雅”更加影响深远,也没有哪个术语能比严复的“信达雅”更加备受争议。无论是以严复的翻译行为还是翻译思想为研究对象,“信达雅”研究的持久不衰,主要取决于隐含其中的一个深刻悖论:一方面,严复以“信达雅”为“文章正轨”、“译事楷模”,另一方面,严复翻译实践被认为违反了“信达雅”原则。从信达雅的英文翻译之一“faithfulness,fluency andelegance”来看,传统的规定性翻译研究方法对严复的“信达雅”研究的影响可见一斑。然而,这种研究方法除了得出严复“不忠”的结论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的悖论:不仅如此,规定性翻译研究由于其自身的先验性缺陷和普适性翻译标准的渺茫性而变得积重难返,最终反而阻碍了我们对严复的翻译思想和翻译行为的理解。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功能主义理论为我们带来了崭新的视角,与以往以语言学为基础的翻译理论不同,功能主义突破了以一系列“忠实与自由”为轴心的对立从而被赋予更大的解释能力与适用性。本篇论文旨在借助德国功能主义理论,尝试对“信达雅”产生的历史文化环境,严复的目标受众及翻译目的等因素进行考量,以期对严复翻译思想取得更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