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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通过引入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有效缓解了政府财政压力,促进了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提升了项目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其中,以轨道交通PPP项目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然而,作为准经营性的轨道交通PPP项目,在兼顾政府部门社会效益诉求的同时,仅依靠项目本身收益无法覆盖以投资收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社会资本方。对此,政府部门通常会对社会资本方进行资本补偿,以吸引社会资本进行投资、保障其合理收益。不仅如此,考虑到项目特许期客流量的不确定性特征,社会资本方通常要求政府部门提供最小客流量保证条款以合理分担项目客流量需求风险。但是,最小客流量保证条款一般蕴含巨大的期权价值,而目前基于DCF(Discounted Cash Flow)法的轨道交通PPP项目价值评估模型忽视了前述条款蕴含的期权价值,造成项目整体价值被低估,进而导致资本补偿决策失误,而资本补偿又作为轨道交通PPP项目特许协议中的关键决策变量之一,对项目运作的成功与否起到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对此,本文以轨道交通PPP项目为研究对象,采用实物期权与博弈论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政府部门在提供最小客流量保证条款下的资本补偿决策问题。具体而言,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首先,对轨道交通PPP项目价值评估、补偿等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再对轨道交通PPP项目补偿的内涵、必要性、模式及影响因素进行梳理分析,明确了补偿的关键影响因素。然后,借助实物期权与博弈论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了政府最小客流量保证的轨道交通PPP项目资本补偿决策模型,其决策过程分两步:步骤一,考虑到最小客流量保证条款内蕴的期权价值以及不同投资主体在该条款下对资本补偿数量的可接受度,基于实物期权法对不同投资主体在前述条款保证下的轨道交通PPP项目投资价值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分别构建政府部门能提供的最大资本补偿数量模型和社会资本方能接受的最小资本补偿数量模型,得到了资本补偿可行域。步骤二,为进一步得到资本补偿的均衡解,根据政府部门与社会资本方在谈判过程中的不同策略行为,基于博弈论理论,分别构建了资本补偿的Nash协商博弈模型及合作博弈模型,得到了不同博弈模型下的资本补偿均衡解。最后,通过算例分析验证了资本补偿均衡解与社会效益系数呈正相关,与最小客流量保证值、特许期及政府谈判能力呈负相关;投资阈值与客流量波动率呈正相关等性质。同时研究结果表明,所构建资本补偿决策模型相比无政府最小客流量保证的情形,其资本补偿数量、项目投资阈值均要小,项目整体价值要大,但投资期权价值与其博弈模型有关;此外,确定了合作博弈模型及其均衡解为资本补偿的最优决策模型和最优解。
首先,对轨道交通PPP项目价值评估、补偿等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再对轨道交通PPP项目补偿的内涵、必要性、模式及影响因素进行梳理分析,明确了补偿的关键影响因素。然后,借助实物期权与博弈论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了政府最小客流量保证的轨道交通PPP项目资本补偿决策模型,其决策过程分两步:步骤一,考虑到最小客流量保证条款内蕴的期权价值以及不同投资主体在该条款下对资本补偿数量的可接受度,基于实物期权法对不同投资主体在前述条款保证下的轨道交通PPP项目投资价值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分别构建政府部门能提供的最大资本补偿数量模型和社会资本方能接受的最小资本补偿数量模型,得到了资本补偿可行域。步骤二,为进一步得到资本补偿的均衡解,根据政府部门与社会资本方在谈判过程中的不同策略行为,基于博弈论理论,分别构建了资本补偿的Nash协商博弈模型及合作博弈模型,得到了不同博弈模型下的资本补偿均衡解。最后,通过算例分析验证了资本补偿均衡解与社会效益系数呈正相关,与最小客流量保证值、特许期及政府谈判能力呈负相关;投资阈值与客流量波动率呈正相关等性质。同时研究结果表明,所构建资本补偿决策模型相比无政府最小客流量保证的情形,其资本补偿数量、项目投资阈值均要小,项目整体价值要大,但投资期权价值与其博弈模型有关;此外,确定了合作博弈模型及其均衡解为资本补偿的最优决策模型和最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