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在方便我们生活的同时也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即公民个人信息泄露问题,这需要完善各部门法来予以规制。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愈演愈烈,而其他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且比较分散的情况下,刑法在民众呼声下先行立法,规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打击这种行为。并且随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的出台,对本罪进行更为细化的解释,统一司法适用,满足了严厉惩治犯罪的现实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民的信息及人身、财产安全。要注意的是,基于刑法适用的有限性、人权保障精神等必须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只有在刑法谦抑性的指导下来解释相关法律规定时,才能有效地发挥司法机关的解释机能,使本罪能够正确适用。所以,司法机关进行司法解释应当以刑法谦抑性为指导,遵循刑法的补充性、刑法的片段性、刑法的宽容性思想以保证本罪的正确适用。但是,司法机关在解释本罪时没有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导致本罪的处罚范围扩大、处罚程度过重。例如,本罪有将法益解释为超个人法益的趋势,但是基于刑法的补充性,刑法上的法益必须补充民法上的,应是个人法益。还对“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扩张性的解读,将部门规章纳入进来,这与总则的规定不一致,违背刑法的片段性,扩大了前置法的范围,造成处罚范围扩大。还有“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信息数量的定罪量刑标准较低,在解释时偏离了对个人信息权利本身的保护,注重保护的是利用个人信息而危害的间接法益,可能将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进行处罚或者将社会危害性较轻的危害行为加重处罚,有失刑法的宽容性。还有本罪的罚金刑并不能与行政处罚的罚款相协调,甚至将不需要刑法处罚的行为纳入进来,扩大了处罚范围。基于以上现象,建议确立“个人信息权”的保护法益,限制“国家有关规定”的范围,建议回归对公民个人信息权利本身的保护,提高定罪量刑的信息数量标准,建议尽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促进各部门法之间相协调。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本罪的正确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