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是解决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内生动力不足和环境资源约束两大约束的重要途径。作为生态文明视角下技术创新的新范式,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已然上升为促进经济增长质量和环境质量同步提高的重要途径。绿色创新活动所存在的“双重外部性”特点使得其本身具有较强的政策推动效应,因此政府干预是影响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重要因素。在多种政府干预手段中,环境规制和财政科技支出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最具有靶向性和高效性。与一般技术创新活动类似,绿色技术创新也具有一定空间集聚现象。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不仅受到本地相关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邻地溢出效应影响:这种溢出效应不仅表现为绿色创新知识通过地区产业链联系、创新要素区际流动、创新主体的交流合作等渠道溢出,还表现为各影响因素通过城市之间复杂的相互联系产生“虹吸效应”、“涓滴效应”以及“示范效应”影响邻近地区创新要素的规模与配置,进而影响其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基于此,本文使用2009年到2016年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对中国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空间相关性和收敛性进行了测度,从效率的视角对“城市绿色创新”概念进行了解读,同时深入研究了政府环境规制和财政科技支出的“本地-邻地”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的路径形态,并给予经济学解释和政策建议。在内容上,本文梳理了国内外文献,借鉴了创新理论、环境经济学理论、政府干预理论等理论研究方法,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空间计量研究方法等实证研究方法,建立起一套城市绿色创新研究框架。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首先运用SBM-D EA模型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通过均值、变异系数和自然断裂点分级法对测度的效率值进行特征分析,并通过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样本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空间格局及演化特征进行分析,结合传统β收敛模型和空间β收敛模型对各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收敛性进行研究。在政府干预影响的研究中,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不同政府特征下环境规制和财政科技支出的异质性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在空间效应的研究中,本文选取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两类政府干预手段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主要包括:（1）2009到2016年整体样本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值呈现N型的时间变化趋势,而变异系数呈现出相反的变化趋势;从区际效率比较来看,沿海地区整体效率水平高于内地效率水平,高效率区和中高效率区集中分布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等三大区域以及中西部地区部分核心城市。考察期内绿色创新低效率城市明显减少,在区域上体现出收敛特征。通过收敛模型证实我国各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均存在显著收敛,但收敛速度不尽相同。在纳入空间效应后,各地区收敛速度明显加快,说明空间溢出效应是提高区域整体绿色创新水平,加速区域绿色创新收敛的重要途径。（2）考察期内我国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在全局上存在正空间相关性。从局部空间相关性看,高效型集聚模式主要集中在东部各城市群区域,而低效型集聚模式主要集中在中部、东北地区的老工业基地以及西南部分城市。从其演化特征看,低效型集聚区域呈现先扩大再缩小态势,部分地区出现低效集聚“锁定”的现象。（3）环境规制和财政科技支出对本地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均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趋势。考虑政府特征差异后发现,增长考核压力对本地财政科技支出的绿色创新效应存在负向扰动作用,而财政自主权能够提高财政科技支出的绿色创新效应,但会弱化环境规制的绿色创新效应。进一步纳入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得出,环境规制对邻地绿色创新影响表现为倒U型特征,而财政科技支出的邻地绿色创新效应与本地效应具有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