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萧红及其文学创作重新走入大家的视野,产生了“萧红热”这一文学现象。萧红文学的独特魅力也得到了当代作家们的回应和延续,在这些作家中,最有影响也最为引人瞩目者,应该说是迟子建。本文以萧红文学创作中的两大主题生死之思和“伪满洲国”的历史叙述为参照,发现迟子建的创作深受萧红影响：在探讨生死命题时,迟子建延续萧红“生死场”的文学模式,尝试解答萧红生死之思留下的困惑,引入理解死亡的新维度,将死亡看作生的另一种形式,从死亡中获取生的活力,找寻生的意义,构建了生死浑然一体的新的生命形态；在如何叙述“伪满洲国”历史上,迟子建继承萧红历史背景化的处理方式,又寻找新的言说,不同于萧红所呈现的家与国的矛盾和统一的理性思考,转而以历史个人化、历史人性化的叙述,展现历史中小人物的命运变迁,重新讲述“伪满洲国”的历史,尝试还原历史的真实性。迟子建对萧红创作中的两大主题“同中有异”的处理方式,展现了迟子建尝试着突破萧红创作的束缚、摆脱萧红影响的努力,呈现了萧红、迟子建之间影响和影响的焦虑的关系。同时,迟子建对萧红文本理解和消化的过程,又反映了八十年代不同于三十年代的文学观念,“纯文学”取代“左翼文学”成为新的文学主流。迟子建的重新建构呈现出了新的美学风格：忧伤而不绝望。但是,由于对温情的火候把握不够,迟子建的新美学风格也存在局限和不足。迟子建构建的生死一体的生命形态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与理想主义倾向,失掉了萧红反讽的笔调,削弱了文学批判现实的力度。迟子建以温暖的人性关照小人物,将小人物看作“伪满洲国”历史的主体,但是小人物的琐碎叙事难以支撑起史的建构,以致“伪满洲国”的历史成为迟子建笔下百姓生活的编年史,历史经验被分散化、零碎化,失去了整体性的“史”的品格。迟子建拒绝政治话语,过多描写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细节,架空了“国”,失掉了萧红家国之思的厚重,以致削弱了“伪满洲国”历史的沉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