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社会，“职贡”是指藩属或邦国向强大政权或中央王朝朝贡，进献赋税或贡物。“职贡图”则是指由朝廷敕命绘制的，描绘各朝贡使臣和民族形貌的画卷。这种采用图籍的形式反映周边民族的状况及其与中央王朝关系的“职贡图”，在中国早已有之。到了清代前期，在康熙(1662年-1722年)、雍正(1723年-1735年)、乾隆(1736年-1795年)统治的百余年间，伴随着中央王朝疆土的拓展和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发的进行，国力强盛，疆域划定，“四夷向化”。乾隆帝为了“昭王会之盛”，同时，也为了了解周边各少数民族的情况，于乾隆十六年下令编撰《皇清职贡图》。该图籍以图画描绘各个民族的形态服饰，以文字记载各个民族的渊源、风俗的形式，记录了向清朝纳贡的各民族的状况。它作为中央封建集权统治划定疆域后，第一部官修的民族图册，比较全面的展现了清前期国内各少数民族的状况。而贵州，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清前期是其社会发生变革的重要时期。清王朝通过实施改土归流、开辟苗疆等措施，把贵州少数民族地区都直接纳入了中央王朝的行政统治之下，使其朝制度化迈进，这一转折具有重要意义。《皇清职贡图》的记载恰好记录了这一转折时期贵州少数民族社会的状况。它对于清代前期贵州少数民族的描写，使我们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清代前期贵州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原貌和特点。　　 《皇清职贡图》所反映的清前期贵州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状况主要表现为：其一，行政区划和省际疆界得到调整：一是裁除军事地域的卫、所，分别纳入府、州、厅、县的行政序列；二是调整省际疆界，把原属于邻省下辖的一些卫、县及府辖地划隶贵州，使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区划更加规范。其二，流官的设置：在原土司统治的地区，废除土司、土官，设置府、县，代之以流官的管理；在“生苗”地区，设官建制，消除化外，将其纳入地方行政建制。其三，赋税的改革：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与内地相同的赋税制度——编户齐民、按丁征赋、计亩输赋，以统一编丁纳赋的赋税制取代以前土司各自为政的赋役制。其四，法律的强化：统治者通过有效的法律调整使清朝的法令深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将其民族习惯法纳入到国家法律的限制中来，实行国家法律与民族习惯法并行的法律制度。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律建设更加完善。这一系列政治上的状况说明贵州少数民族社会，通过清前期的开发已经完全被纳入国家版图，政治上朝着制度化迈进，正在逐步完成内地化的进程。　　 《皇清职贡图》所反映的清前期贵州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状况主要表现为：其一，农业的进步：生产工具由原来的以刀具、弓弩为主变为以耕牛和铁制农具为主，铁制的锄、耙、镰等农具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使用已很普遍；生产方式由原来的以刀耕火种与狩猎采集为主的初级农业，逐渐向以锄耕、牛耕农业为主，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此外施肥、种稻等耕作技术也有所提高。其二，手工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纺织业和铸铁业上，而且在贵州少数民族的手工业发展中，已经客观存在着职业分工，形成了不同的手工业职业群体。其三，商业的兴起：各少数民族的商品意识增强，开始出售各种商品，进行贸易活动；同时，有定期集市的农村市场日益增多。这都表现了清代前期贵州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皇清职贡图》所反映的清前期贵州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状况主要表现为：其一，婚姻习俗：清前期，贵州少数民族的婚姻风俗各异，但也有很多共同的特点，如通过唱歌跳舞等娱乐性的社交活动自由择偶；婚后有“不落夫家”的习俗；通婚圈受到限制；少数民族婚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等。其二，民间信仰：清代前期，贵州少数民族的民间信仰众多，但主要有祖先信仰、鬼神信仰与巫术、民间禁忌等几种形式。其中，“吃牯藏”是苗人对祖先崇拜和信仰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其三，服饰文化：清代前期贵州少数民族服饰多姿多彩，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的不同支系的服饰都有其各自的特点；同时，各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也与汉族服饰文化互相渗透。可见，清前期，贵州少数民族在文化上仍是较多的保留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多元文化并存。但在社会政治内地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下，其文化也与汉文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交融与互动。　　 此外，《皇清职贡图》对贵州少数民族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前期的民族观。其一，重视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内诸夏外夷狄”的传统华夷观发生变化；其二，入主中原的满族统治者，以华夏正统自居，仍歧视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力图“以夏变夷”；其三，在清前期的民族冲突下，《皇清职贡图》所描绘的贵州少数民族的族群形象并不客观。　　 综上所述，《皇清职贡图》作为一部清代官修的民族图籍，它对贵州少数民族社会的记载，向我们展示了清前期贵州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貌。同时，也反映了清前期的民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