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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经济效应研究一直是我国财政政策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内容。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开始将财政政策作为主要的宏观调控工具以来,大量文献围绕我国财政政策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但总的来看,已有研究无论是从研究视角还是从研究内容来看仍与西方相关研究文献具有较高的相似性,而较少针对我国特殊实际情况进行拓展和深入。考虑到财政政策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具体环境下的实证问题,本论文从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典型转型阶段和具有明显区域差异这两个特殊的基本国情出发,从时间变化和区域差异这两个角度分别对我国财政政策的宏观稳定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进行了扩展和深化。
本文在时间变化方面的拓展和深化主要体现在对我国财政政策宏观稳定政策及其效应的非线性变化研究上。第三章首先考察了我国财政政策宏观稳定政策的非线性变化。基于我国财政政策发展历史,该部分研究采用空间状态模型,在变参数的环境下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的运行特征并对其宏观稳定机制变化进行了评估。研究结果表明,在自动稳定机制方面,我国财政支出对产出变化的自动稳定能力非常有限,而且其自动稳定机制强度还呈现出逐步削弱的趋势。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前,财政支出本身刚性的上升是导致其自动稳定机制强度被削弱的主要原因,而之后,则很可能是因为相机抉择性财政政策比重的大幅上升所导致的。财政收入同样也不具备明显的自动稳定功能。但是,随着具有累进税制结构的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规模上升,20世纪90年代以来,财政收入的自动稳定机制强度还是有一定的提高,对产出波动的自动稳定效应水平也有所提高。在相机抉择机制方面,非系统性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后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大幅提升。此外,财政收入政策的非系统性变化与经济产出变化之间总体上仍然具有“顺周期”特征,而财政支出政策的相机抉择变化与经济产出变化之间却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反周期”特征。这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财政政策稳定机制出现了以财政支出由“被动调整”向“主动调控”为主的重大转变。
本文第四章则关注了财政政策宏观稳定效应的非线性变化。考虑到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持续变化的经济结构对财政政策宏观稳定效应可能产生的影响,本部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首次采用具有时变参数和随机扰动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将上述可能的影响纳入到财政政策效应的实证研究中,对1992至2009年间我国财政支出政策效应进行了重新评估,并对其非线性变化特征及变化主导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支出政策的宏观稳定效应在样本期间出现了非常明显的非线性变化。具体来看,系统性财政支出政策的稳定机制强度具有明显的渐进减弱趋势并且在2006年前后出现了反转,稳定机制消失,系统性财政支出增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经济波动;非系统性财政支出政策则始终具有明显的稳定效应,但其稳定效率则具有明显的区制转换特征,非系统性财政支出冲击在宏观经济运行波动越大的时期对产出的增长效应水平要明显高于其他时期。针对非系统性财政支出冲击效应的非线性变化,通过对变化来源进行分解,研究还发现,非线性变化主要是由于政策冲击本身的波动性所引起的,没有证据表明我国持续变化的经济结构改变了政策冲击的传导机制并对政策冲击效应产生明显的影响。此外,通过构建相机抉择政策冲击的规模和持续性指标,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政策冲击规模与冲击效应水平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而具有较高持续性的大规模政策冲击更会使冲击效应水平出现非线性的、跳跃式的提升。
本文在区域差异方面的拓展则主要体现在对我国各地区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效应的考察和比较上。本文第五章围绕财政政策如何刺激居民消费并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结构转型这一重大现实问题,从区域层面实证考察和比较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财政政策对城镇和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分析了政策效应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利用1990~2008年我国省份数据,本部分的研究首先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对政策效应及其非对称性进行了实证考察。结果表明,各地区财政支出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两个方面的共同点:一是财政支出政策对城乡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影响,而财政收入政策的影响则不显著;二是财政政策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要强于城镇居民。但与此同时,实证结果也显示,政策效应在各地区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并集中表现为:(1)财政支出政策在对大部分城乡居民消费具有“凯恩斯效应”的同时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则具有明显的“非凯恩斯效应";(2)财政政策效应在东部地区没有出现明显非对称性的同时在中、西部地区则表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针对上述区域差异,本部分进一步从各地区居民消费特征差异和财政政策差异两个方面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居民消费差异是导致财政政策影响具有不同主要表现形式(凯恩斯效应和非凯恩斯效应)的主要原因,而各地区之间的政策差异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政策效应非对称性的地区差异予以解释。
本论文从区域差异视角对财政政策增长效应实证研究的深化还体现在如何运用财政政策促进地区投资增长并最终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探讨上。本文第六章首先通过对地区投资现状的分析论述了利用财政政策促进落后地区投资较快增长并缩小与发达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可行性。分析发现,在1995~2006年间,除了东部地区具有非常明显竞争优势的产业投资外,中、西部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服务和科学研究等有助于提升区域经济内生增长能力的行业投资都出现了较东部地区更快的增长并使得中、西部地区总体投资水平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呈现逐步缩窄的趋势。这一结果表明,中、西部地区在上述行业的投资符合资本边际递减规律,得益于较低的资本存量水平,行业投资能够获得较高的资本边际收益并实现较东部地区更高速度的增长,因此,财政政策对中、西部地区这些行业进行支持就有可能产生比东部地区更为明显的投资增长效应并最终缩小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然后,利用1995~2006年省级数据和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模型,本部分就各地区财政政策对投资影响的实证考察部分地验证了上述观点。实证结果表明,中部地区财政政策对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和科学研究等行业投资促进效果明显,其较低资本存量水平所具有的投资增长“后发优势”能够发挥,因此,通过调整财政政策结构,例如给予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服务和科学研究等行业更多财政支出支持或者适当对企业和个人所得税进行减免促进私人资本积累,财政政策就能够使地区投资出现相对较快增长并最终缩小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而对于西部地区,财政政策对上述行业投资的促进效果并不显著,因此,财政政策则除了要引导投资向具有较高增长潜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科学研究行业进行投入外,更为重要的还是要加大财政政策的总体规模,创造一个有利于行业投资自发增长的有力环境。
针对财政政策效应时滞研究的空白,本文第七章的研究首次系统性地剖析了财政政策效果时滞的内涵,并提出了基于“效果显现时滞”、“效果持续时滞”和“平均效果时滞”三个指标构成的财政政策效果时滞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本部分的研究采用我国1992Q1~2010Q2数据并基于自回归滞后分布模型对我国财政支出政策的效果时滞进行了测算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从政策效果的显现速度来看,系统性支出政策对产出和投资促进效果的显现时滞非常短(1个季度),要明显快于对消费影响效果的显现(约为9个季度),非系统性财政支出政策对产出的效果显现时滞也只有2个季度,但是对投资和消费则政策,其效果显现则分别需要9和12个季度;(2)从政策效应的持续情况来看,系统性财政支出政策对消费影响的持续时间最长(约为10个季度),要明显长于对产出(6个季度)和投资(3个季度)影响的持续时间,非系统性财政支出对产出、消费和投资的效果持续时间都比较长,分别为11、10和14个季度;(3)从政策效应的具体分布来看,对于产出、消费和投资,系统性政策挤入和挤出效应的平均时滞都大致相近,表明挤入和挤出效应主要是以相互交替的形式显现,而非系统性政策挤入和挤出效应的平均效果时滞则存在较大差异,表明挤入和挤出效应的滞后分布者具有较为明显的先后差异;(4)政策是否预测对于挤入和挤出效应的滞后分布具有重要影响,总体上,如果政策是可预测的,政策挤出效应的出现整体上要滞后于挤入效应;反之,如果政策是不可预测的,政策挤入效应的出现整体上则要滞后于挤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