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京都协议书》于2012年到期后,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签订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接替其成为约束温室气体排放的纲领文件,该公约一经签订既具有法律效力,各缔约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应履行相应的义务,以求将温室气体的浓度维持在一个人类可承受区间内。作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我国积极承担减排责任,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尝试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多种手段来减少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的使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在履行节能减排义务的同时,也要寻求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本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重点关注环境规制指标构建、环境规制效应和环境规制对比较优势影响三方面的研究,并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环境规制对比较优势的影响机制,得出环境规制在静态视角下会削弱比较优势,但在动态视角能通过促进产业向结构高度化、合理化方向发展和优化资源禀赋配置的方式增强比较优势。本文主要基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与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匹配合并来构建环境规制指标,然后结合中国国家统计局、世界发展指数（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WDI）和法国国际信息展望研究中心（CEPII）数据,以2003-2015年间我国分行业比较优势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深入考察环境规制对我国出口产业比较优势的影响,并根据研究结论探讨相关政策涵义,达到为我国设定环境规制强度提供参考,为我国出口企业保持比较优势提供建议的目的。本文实证分析得到的结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国外生环境规制对所有污染都有严格包括。第二,内生环境规制变量GDP在所有污染密集型行业中对我国环境规制水平具有显著性影响。第三,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受环境规制强度的削弱程度影响大,而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清洁行业的比较优势。第四,贸易对象国人口和我国人均GDP作为其他控制变量对我国出口产业比较优势影响不大,贸易对象国GDP的上升会削弱我国出口产业比较优势。在理论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企业、工业产业结构和国家政策三个层面提出了一些对策与建议。第一,在企业行为上,我国出口贸易工业产业要加快发展清洁高效的新技术、新产业。从微观视角上,企业自身也要从个体角度寻求方法适应日益严格的环境规制。第二,在工业产业结构上,环境规制强度的上升会削弱我国污染密集型出口产业的比较优势,这意味着我国的工业产业结构需要进行调整,我国工业产业需要提高生产技术,创新生产形式。第三,在国家政策层面上,短期的环境规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我国出口行业的比较优势,但清洁行业对环境规制的敏感性较低,而污染密集型行业对环境规制的敏感度较高,因此弹性的环境规制措施是很有必要的。对不同的产业不能一概而论,在寻求发展低碳经济的同时,不能用严格的环境规制扼杀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生命力。这些举措有利规避发达国家以边境税调整措施为借口设置各种绿色壁垒的风险,有利于保持并提高我国出口产业的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