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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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日益受到重视,政府对于农村环境治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农村基层,垃圾分类、日常清洁卫生等任务不断给基层治理带来新的挑战。然而,在环境整治政策执行过程中,乡镇政府和村干部作为政策的实际承担者,往往更重视应付上级的检查验收,突击完成上级安排的环境整治任务,而对于常规环境治理工作关注不足。尽管政府投入了大量资源用于改善农村环境,但这些政策措施并未在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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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日益受到重视,政府对于农村环境治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农村基层,垃圾分类、日常清洁卫生等任务不断给基层治理带来新的挑战。然而,在环境整治政策执行过程中,乡镇政府和村干部作为政策的实际承担者,往往更重视应付上级的检查验收,突击完成上级安排的环境整治任务,而对于常规环境治理工作关注不足。尽管政府投入了大量资源用于改善农村环境,但这些政策措施并未在政府(国家)与农民之间建立密切关联,政府并未真正切入农民日常生活,去改变农民的生活理念、生活习惯和行为,从而无法从根本上建立一套新的生活秩序。笔者通过对M镇C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的田野调研发现,C村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展过程较为顺利,基层干部在执行人居环境政策时得到村民的支持与配合,人居环境整治成效较为明显。这种成效不仅体现在人居环境集中整治阶段,更体现在村庄常规的环境工作和农民日常生活中。经过整治之后,农民的环境卫生理念、生活习惯和行为得到较大改观,并没有反弹、恢复到集中整治之前。可以说,C村的人居环境整治基本实现了长效治理。那么,C村当地是如何通过人居环境整治来重新塑造农民生活秩序的?基层干部如何克服人居环境整治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阻力?基层干部为农民建立新生活秩序的主要机制有哪些?这就是本文需要研究的问题。围绕这些问题,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分析:1、探讨环境集中整治开展之前的农村环境状况及其成因。以C村案例为基础,分析该村在2018年环境集中整治之前的环境治理状况,指出基层干部注重完成上级交付的突击任务,而未真正深入和改变农民生活理念、习惯和行为,政府环境政策与农民生活之间关联松散,无法为农民建立一套新的生活秩序。因而,此时期的农村环境卫生工作效果不彰。2、分析环境集中整治过程中基层政权渗入农民生活的机制。在环境集中整治过程中,基层政权通过转变环境治理模式、深度嵌入农村社会以及渗入农民生活体系等举措,使得政府的环境治理政策得以顺利切入农民生活。政府环境政策与农民生活之间得以有效衔接,而农民也逐步接纳了政府的环境政策,其生活理念、生活习惯和行为渐渐发生改变。3、探究农村环境集中整治的长效机制。行为塑造是长期过程,因此需要长效机制进行约束。C村充分激活了传统村庄的治理资源,依靠村庄内部力量,激发村庄集体意识对村民环境行为进行监督制约。同时,通过运动式整治与常态化治理相结合、“硬规则”与“软执行”相结合等方式,巩固环境集中整治的效果,建立农村生活新秩序。农民对国家环境治理政策的接纳程度进一步提高。本文认为,国家能否成功渗透与改造农民生活,关键在于国家环境治理政策是否能够与农民生活系统建立有效衔接。一方面,国家环境治理政策要真正贴近农民生活、切入农民生活。这就意味着国家不仅要向农村基层社会供给政策和输入资源,而且应当在国家和农村之间建立双向互动关系,增强基层干部与农民之间的沟通,确保环境治理政策契合农民生活需求;另一方面,需要建立环境治理政策的长效机制。通过对农村传统治理资源的充分利用,激活村庄集体意识,形成政府引导、农民积极参与的环境治理长效机制。将国家环境治理政策与农民生活情境有机衔接,从而更好地适应乡村社会生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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