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法相互渗透,已经成为现代法学发展的重要态势。生态环境作为环境公益,涉及到不特定多数主体的公共利益,多由行政法进行救济。但是传统公法救济以惩罚性为主,惩罚数额与严重的损害后果不相匹配,难以填补损害,又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补救性行政命令在因物质循环及流动情况导致生态环境得以恢复的情况下没有适用的空间,也无法对期间损失与永久性功能损失做出赔偿,单纯依靠公法规制难以起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私法的损害填补功能和预防功能可以有效的弥补公法规制的瑕疵,避免公地悲剧。2019年12月公布的《民法典(草案)》对“生态环境损害”做出了规定,反映了生态环境损害私法救济的变化趋势。但私法的私主体权利本位与生态环境公益损害看起来相互矛盾,环境污染责任的规定在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理论基础、求偿主体、构成要件、损害评估、救济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适用障碍,影响了生态环境的救济以及“美丽中国”目标的实现。在环境侵权停留在生态环境本身,没有造成特定主体权益受损的时候,生态环境损害缘何能在私法框架内获得救济,这是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讨论的前提。赋予生态环境主体资格、转化为财产权益受损和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学说都有其局限性,环境权理论为生态环境损害私法救济展示了可能性。环境权在我国属于正在生成中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支配和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生态环境损害本质上是对公众环境权的损害,环境权理论是私法手段得以在生态环境损害领域运用的进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为生态环境损害的民事责任做出了制度尝试,但两种制度规则不一,程序适用困难,为此,探析生态环境损害中以法院审判为中心的私法救济模式,明确民事责任体系尤为重要。从责任构成上来看,出于对生态环境损害公益性的考量,我国生态环境损害法律救济体系应予以重塑,确立过错责任原则,将违法性作为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前提条件,因果关系举证责任不予以倒置,实现经济建设发展与环境保护修复之间的平衡。从责任承担的角度,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核心和目的就是要对生态环境做出填补,确立生态恢复理念,把恢复性责任作为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重中之重。重视预防性责任以及精神性责任,创设新的责任履行方式,实现生态环境损害的预防和填补。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限制在“严重的人身损害”,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不适用惩罚性赔偿。徒私法救济不足以自行,对私法救济模式进行进一步探索并不意味着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只依靠私法救济手段就完美无缺,必须和公法规制的完善共同发挥作用,弹好生态环境损害预防与救济的合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