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伦理的回归拓宽了翻译研究视野，为译者明确责任提供了理论依据。纵观国内外翻译伦理研究成果，切斯特曼是集大成者。他在总结现有四种翻译伦理模式基础上，提出了承诺伦理，认为译者既有责任忠实于原文作者，又有责任忠诚于委托人和目标读者。然而，当各方利益无法同时兼顾时，译者应如何抉择，切斯特曼未给予明确答复。切斯特曼认为译者的责任承诺和履行是无条件的，有德性的译者能听从发自内心的绝对命令，无视外在社会历史情境，做出符合伦理要求的自明判断。然而一个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必须在具体的社会伦理关系、具体的时空境遇中，通过引入实践背景，才能准确把握。换言之，译者应从所处情境的正确认知出发，选择更有价值的行动内容和策略。本研究首先梳理从传统的翻译研究到文化学到翻译伦理回归的过程中，国内外学者就译者责任提出了哪些观点，然后剖析切斯特曼五大翻译伦理模式在规定译者责任方面的贡献和不足。在突出承诺伦理模式对具体社会历史情境的忽视的基础上，本研究以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朱生豪汉译本为例，通过剖析朱生豪译莎活动的时代背景，得出结论：朱生豪的归化译莎策略符合当时社会历史情境的要求，即朱生豪从所处情境的正确认识出发，在译莎活动被上升至关乎国家荣辱的文化大背景下，在相互冲突的责任中，选择了更有价值的行动内容和策略，弘扬了中华文化，将译莎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标记，并以此显示反抗日寇侵略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