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我国公共部门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依然存在，表现为国有企业、地方政府、行政事业单位等行为主体的规模膨胀和效率低下。预算软约束根源于市场经济在没有法治约束条件下政府运用政治权力干预市场交换活动，使得政府关于遵守市场规律的承诺不可信。公共部门预算软约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财政中用于投资和行政的支出比例居高不下，投资财政和吃饭财政处于路径锁定状态。虽然经过多次改革，并且财政的收入结构已经向公共财政转变，但是财政支出不合理、支出效率低的状态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公共财政还没有建立起来。　　投资财政和吃饭财政的锁定状况的直接后果是财政的脆弱性，其最重要的表现是政府债务负担严重。虽然在一般统计意义上我国的财政状况比较稳健，但是通过更为全面的指标本文发现我国财政脆弱性。通过对政府债务、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的总量估计和结构分析，可以发现吃饭财政和投资财政与政府债务之间清晰的传导路径。　　伴随着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化，金融取代财政成为资金筹集的主要渠道。为了保持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国家通过各种制度安排让金融部门承担了大量的准财政活动。中国的银行业同样存在着预算软约束，其行为特征与一般的公共部门相似。银行业由于发放大量的政策性贷款而产生了大量的不良贷款，是当前中国金融风险的集中体现。通过对银行不良贷款的结构分析，可以证明其大部分来自于它的准财政职能。财政脆弱性与银行风险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机制，但是银行业的风险终究是由财政来承担，财政转嫁出去的风险最终还是回到财政体系。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就当前的金融改革而言，如果没有健康的财政体系作前提，单纯的内部治理机构改革将无法成功，也无法消除不断涌现的不良贷款;稳健的财政体系的关键是财政支出改革，投资财政和吃饭财政要走出路径锁定，向公共财政转变;走出路径锁定需要硬化公共部门预算约束，制止其无序的膨胀和效率低下，其关键在于用市场经济法治约束政府行为，同时加快其他市场主体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