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世纪（即“维京时期”）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中存在着一种通过两人之间一对一的决斗来处理纠纷的习俗。与世界上其他地区已知的决斗行为相比,这种决斗具有独特的规则和高度的正式性,并且被视作是一种习惯法意义上的法律。现有的文本证据告诉我们决斗在11世纪前后即遭到了禁止,但有关决斗的叙事却并未消失,在决斗被禁止后数百年中持续以口头叙事的形式传播,并在最后以我们现在见到的形式保留至今。这种实践与叙事在时间上的错位,致使有关决斗的主题在其所经历的两个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复合体,即在9-11世纪流行的、作为一种实践的习俗复合体,以及在11世纪后的传播中流行的、作为一种记忆的叙事复合体。通过文献分析与比较的方法,以及有关记忆研究、性别研究、叙事研究的理论,结合表演导向的民俗学理论,可以在对现有的文本证据进行重新检证的同时,从新的角度对决斗习俗做出更多的分析和解读。就作为一种实践的习俗复合体来说,决斗的目的在于通过与“大众”这一社会维度上的实体进行沟通,并且存在着三个维度:其一是作为一种民间法实践的维度,这种法律本身与现代对成文法的认识不同,是特殊社会背景下约定俗成的习惯法的一种表现,并且在口头社会中具有一种表演的性质;其二是作为一种记忆实践的维度,是个体对文化记忆所指导的荣誉观念的基础上,意在通过自身的表演来争取与社会地位直接相关的荣誉,并且让自身在大众心目中作为一个有荣誉的人被记忆下来的行为,是一种动态地制造记忆和忘却记忆的过程;其三是作为一种性别实践的维度,是个体按照文化记忆指导的、作为男性所应该服从的性别构建而进行的一种性别表演,并且同时也是一种在同性社会关系下的性别实践。对于作为一种记忆的叙事复合体,决斗则存在着两种类型:一种是具有明显模式性、对决斗的法律属性进行滥用,属于“合法的抢劫”这一类型的决斗叙事;另一种则是并不涉及抢劫的决斗叙事。在前一种叙事模式中,决斗总是作为一种英雄叙事出现,并且常常与邪恶的狂战士或者决斗者联系在一起,并且通过决斗叙事中所涉及的母题与北欧地区其他叙事传统（如索尔在决斗中战胜巨人）之间的联系,将主人公上升到与男性的理想典范相近或者等同的高度,并且通过打败那些与神话叙事中危害世界秩序的巨人相似的敌人,来维护社会的和平;而在后一种叙事模式中,决斗则不再具有这种明确的英雄叙事的属性,这种符合文化记忆指导的行为被放置在了一种模棱两可的背景下、往往有着悲剧性的后果,并通过这种形式表达出不同的时代对文化记忆所指导的价值观的一种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