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的民族问题中，车臣是一个特例。自1990年11月“车臣共和国”发表《车臣共和国主权宣言》，1991年6月宣布脱离俄罗斯联邦独立以来，车臣问题一直困扰着俄罗斯，至今仍得不到彻底的解决。　　车臣问题的产生由来已久，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独特的地理物质条件和民族历史进程使车臣民族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并且由于在历史上屡遭侵略和征服而逐渐形成为一种强大的民族主义力量。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和“公开性”触及到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并且毫不掩饰地揭示出来，苏联境内民族分离主义运动高涨，并且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车臣民族由于一直强硬地反抗沙俄的征服，在苏联时期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特别是二战期间的整个民族大流放给民族的心理带来了严重的创伤。车臣的分离主义分子充分地利用了苏联解体的时机，开始了脱离俄罗斯联邦的努力，并且借着混乱的国内局势发动了所谓的“车臣革命”，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　　车臣问题的解决除了要考虑到历史和一些现实原因外，更重要的是要充分评估政府的战略问题。战略是关乎长远和全局目标，以及组织为实现目标而在不同阶段上实施的不同方针和对策。俄罗斯对车臣的战略大致有两个阶段，一是叶利钦时期的车臣战略，一是普京政府的车臣战略。从俄罗斯对车臣问题的政策看，俄罗斯虽然一直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那就是不让车臣从俄罗斯独立出来，但是叶利钦时期并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战略和具体的步骤。转型时期俄罗斯政治的混乱使得车臣问题复杂化，上层的权力之争导致了在车臣问题上的被动局面，可以说是一种没有战略的战略。普京执政后，对车臣问题的战略非常明确，实行以军事手段为主，以政治和其它手段为辅的政策，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由于车臣问题的复杂性，俄罗斯彻底解决车臣问题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俄罗斯对车臣的战略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内因素，一是国际因素。其中国内因素起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而国际因素起着从属性和次决定性的作用，它们之间相互交错，相互作用，并且随着时代和事态的进行不断变化，共同影响俄罗斯车臣战略的决策思维。从叶利钦到普京，在解决车臣问题上的战略目标上没有变化。因为从国内因素看，车臣问题对俄罗斯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地缘上，车臣是连接俄罗斯和亚洲穆斯林世界的一个通道，石油资源丰富，并且各种力量在这里交汇。车臣的民族分离主义倾向对俄罗斯联邦的统一构成了一个重大挑战，并且具有一种多米诺效应，因此俄罗斯在大国复兴的过程中必然首先要维持国家的统一。但是叶利钦和普京在具体战略上却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原因是影响车臣问题的一些国内因素在新的条件下不断变化。俄罗斯国家的权力体制由独立初期的两权对峙到随后总统集权制的形成、过渡时期高层的权力斗争、俄罗斯联邦体制存在的缺陷以及社会转型期的大众舆论都是深刻影响俄罗斯政府制定车臣战略的国内因素。　　在国内因素之外，国际因素也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事实上，国际因素自始至终贯穿着车臣问题的进程，不论是从它的出现、激化还是后来的冲突，也不论是政治和资金支持、舆论宣传还是具体的武装涉入，都有国际力量的影响。这些国际因素就其来源看，主要有三个方面:西方因素、伊斯兰因素、独联体内部因素。在车臣问题上，西方国家的因素一直相当突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想借车臣问题继续削弱俄罗斯，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所以在车臣问题上一直以人权问题为由向俄罗斯施压，实行“双重标准”，而同时又在暗地里支持和纵容车臣分离主义势力。伊斯兰势力是卷入车臣危机中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国际因素。一方面，伊斯兰势力利用俄罗斯在高加索一带控制力的减弱，不断对该地区进行渗透和扩张；另一方面，本来信奉伊斯兰教的车臣迅速伊斯兰化，并且获得外部势力的支持，对抗俄罗斯中央政府。伊斯兰势力渗透的结果是使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联成一体，使车臣问题复杂化。在独联体国家内部，由于俄罗斯将独联体国家视为自己传统的势力范围，处心积虑加强对独联体国家的影响，从而引起一些国家的不满。这些国家在车臣问题上也采取了与俄罗斯相对抗的措施，纵容车臣非法武装力量，最为明显的例证就是格鲁吉亚。　　俄罗斯政府在制定车臣战略，解决车臣问题的过程中必须要权衡各种影响因素，最大程度地消除消极的负面影响，积极利用有利时机，使车臣战略与国家发展战略联为一体，以期最终圆满地解决车臣问题。但为此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