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新冠疫情蔓延,国际贸易和投资严重萎缩,中国对外投资风险与挑战前所未有。为保护本国国家安全利益,美国、英国、欧盟及其核心成员国以“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与安全”为由,纷纷修订或者颁布外资安全审查法律法规。我国于2019年通过了《外商投资法》及实施条例,正式确立了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然而,在法律规范中均未明确规定投资者的救济机制。投资者救济机制是平衡投资者合法权益和东道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东道国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对外国投资者采取限制性措施,但同样也有义务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对于投资者来说,由于我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缺乏监督救济机制,采取的限制性措施可能会导致外国投资者风险成本增加乃至最后放弃投资,这是与我加大对外开放的外资政策目的背道而驰的。因此,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外国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赋予外国投资者必要的司法审查救济权尤为重要。本文将以“救济机制”为切入点,根据“总结我国制度缺陷→观察域外立法→提出完善路径”的思路。首先,通过梳理我国外资安全审查救济机制的立法及司法现状,探讨投资者救济机制建立的必要性和特殊性。其次,选取英国、美国、欧盟国家为救济机制的研究样本,从“立法沿革→投资者救济制度→案例分析”三个角度总结样本共性。最后,通过借鉴样本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结合我国国情,并在《外商投资法》第34条的基础上,从理论依据、外部裁判机制、行政内部自我监督机制、纠纷预防机制四大主体部分来构建我国的外资安全审查救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