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翻译研究界,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出现“文化转向”,继而“译者主体性”也逐渐变成翻译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翻译者的地位日渐从“隐形”向“显形”转变,人们发现,翻译的过程并非只是一个从原文本到译本的简单的转化过程,而是一个富于译者创造的过程。当代许多翻译理论如功能学派、描写学派、阐释学、解构主义、接受美学等全部开始对原文的唯一权威性提出质疑,并且将译者摆到更加主导和权威的位置上。但是许多研究只停留在单一强调翻译工作者发挥自身主体性的重要性上,对于影响译者主体性的各种因素却少有谈及。故而,如何在翻译过程中恰当利用译者的主体性依然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在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然后传播介绍给世界的诸多学者中,葛浩文站在塔尖的位置,被誉为地位最高的英文领域里的中文翻译家。翻译界的学者们从目的论、翻译规范论、翻译的改写动机、互文性理论等各个方面都研究总结了葛浩文的翻译作品,但是大都局限于《狼图腾》、《红高粱》等两三部作品上。除这之外,翻译界对葛浩文的其他译作几乎没有提及,至于苏童的作品《我的帝王生涯》更是不被翻译界的学者们重视。本文主要采用了例证分析法以及归纳法,以操纵学派理论及目的论以及吕俊教授的“三个范式”理论作为研究基础,在理论层面上阐明了译者主体性的内在含义和影响译者主体性的因素,然后在实践层面上对译者主体性在葛浩文《我的帝王生涯》译作中的体现进行了剖析说明,并且分析了制约作为翻译主体的葛浩文的要素。作者期望抛砖引玉,为葛浩文翻译探究做出有价值的补充及改善,进一步深化对译者主体性的理解与分析。本论文也期望借助对葛浩文的《我的帝王生涯》翻译过程中主体性的研讨,能够在我们将中国文学翻译并介绍给全世界时,对如何发挥译者主体性和怎样辩证评价译者主体性发挥一定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