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重整制度是在重整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重整制度于2006年由我国企业破产法第八章予以正式确立,共三节内容,主要规定了重整申请、重整期间、重整计划的制定和批准以及重整计划的执行等内容。重整制度的确立为濒临破产、陷入困境的企业提供了新的拯救方案,同时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破产法律体系的完善。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多次实践,该制度的缺点也逐渐暴露出来,如:耗费时间较长、重整程序复杂以及重整费用昂贵等。为了进一步完善重整制度,经过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不断探索,预重整制度进入我国破产法研究的视野。当企业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陷入困境具有挽救价值时,先由债权人、债务人等相关主体自行协商重整计划,再由司法程序赋予司法约束力,以实现破产企业再生的目的。本文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分析预重整制度的价值,立足于我国企业预重整制度的现有规范性文件和司法实践现状,以我国企业预重整制度的完善为核心进行研究,以期对我国预重整制度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有所裨益。本文的第一部分是我国企业预重整制度的价值分析。首先,预重整制度具有突出的程序价值,它充分保障了庭外谈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空间,具有相对简单的启动条件和程序,试错成本较低,成功率较高。其次,预重整制度具有显著的社会价值,它是贯彻落实中央和国家部委有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企业尽早采取措施开展自我拯救,同时对维持社会稳定和缓解政府信访压力起到积极作用。本文的第二部分是我国企业预重整制度的规范性文件现状和司法实践现状。我国企业破产法尚未确立预重整制度,但法院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通过会议纪要、工作指引和案件办理规范等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引入了预重整制度。以上规范性文件主要规定了预重整的启动方式、预重整的期间、预重整和重整的衔接等程序中的问题。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深圳和浙江地区是最早进行预重整实验的地区,本文以案例分析的方式对温州模式和深圳模式进行了研究评价。本文的第三部分是我国企业预重整制度存在的问题。首先,预重整制度目前仅存在于法院出台的规范性文件,在我国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中还未正式确立。其次,法院、政府和管理人等多方主体在预重整中的职能分工不明确,角色定位模糊。最后,预重整的启动、信息披露、预重整程序失败后的处理方式等程序规定仍不健全,需要进一步完善。本文的第四部分是我国企业预重整制度的完善建议。首先,通过修改破产法承认预重整制度,从而为该制度提供立法上的支撑。其次,从预重整的运行模式的角度来明确预重整参与主体的角色定位。政府应该是平衡各方利益的协调者,管理人应该是监督者,法院应当减少公权力对重组计划的介入,庭外已经通过各方谈判通过的重整计划原则上应承认其效力并予以批准,法院扮演消极的角色。最后,本文对预重整制度的启动、预重整工作报告的制定程序、预重整与重整的衔接程序以及预重整程序失败后的处理程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