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在以苏珊·巴斯内特为首的翻译研究学者的推动下,翻译研究历经“文化转向”之后实现跨越式发展。此后,西方的翻译理论研究真正从文本转移到文本以外因素的相关研究。国内外翻译研究学者开始关注翻译文本之外的因素,将其纳入更为广泛的视角展开探讨,研究范围既包含文化、社会、历史、政治等宏观因素,也包括译者主体性、主体间性、文本间性以及文化间性等间性视角,涉及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丰富了翻译研究视角,发展了翻译学科。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在总结翻译史研究方法与译者伦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模式。皮姆在1997年《论译者的伦理》一书中首次提出译者的“文化间性”这一概念；此后,在《翻译史研究方法》中,他对“间性文化”(interculture)和“文化间性”等概念展开详细论述。他指出,译者归属于“交互文化空间”(intercultural space),在这个“交互文化空间”中,传意不再强调“他者”,而是突出译员在翻译中的作为文化协调者的作用,强调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互惠功能。同时,通过建立翻译“交易成本”模型,皮姆指出译者的翻译成本不应超过互惠双方整体效益。本文作者通过梳理安东尼·皮姆的翻译思想,对文学翻译研究的“文化间性”展开论述与探讨,并以《狼图腾》英译本(葛浩文译)中出现的文化缺失为例,对于文化间性原理、译者的间性身份、文化阐释策略及其局限性展开分析,强调文化间性视角对于翻译研究和实践的重要性。针对葛浩文译本中出现的问题,并结合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与张佩瑶(Martha P. Y. Cheung)的观点,作者指出汉语小说英译应采用“厚翻译”(thick translation)策略作为补偿手段,以最大限度地保留汉语文化语境,促进文化交流。20世纪80年代,在以苏珊·巴斯内特为首的翻译研究学者的推动下,翻译研究历经“文化转向”之后实现跨越式发展。此后,西方的翻译理论研究真正从文本转移到文本以外因素的相关研究。国内外翻译研究学者开始关注翻译文本之外的因素,将其纳入更为广泛的视角展开探讨,研究范围既包含文化、社会、历史、政治等宏观因素,也包括译者主体性、主体间性、文本间性以及文化间性等间性视角,涉及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丰富了翻译研究视角,发展了翻译学科。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在总结翻译史研究方法与译者伦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模式。皮姆在1997年《论译者的伦理》一书中首次提出译者的“文化间性”这一概念;此后,在《翻译史研究方法》中,他对“间性文化”(interculture)和“文化间性”等概念展开详细论述。他指出,译者归属于“交互文化空间”(intercultural space),在这个“交互文化空间”中,传意不再强调“他者”,而是突出译员在翻译中的作为文化协调者的作用,强调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互惠功能。同时,通过建立翻译“交易成本”模型,皮姆指出译者的翻译成本不应超过互惠双方整体效益。本文作者通过梳理安东尼·皮姆的翻译思想,对文学翻译研究的“文化间性”展开论述与探讨,并以《狼图腾》英译本(葛浩文译)中出现的文化缺失为例,对于文化间性原理、译者的间性身份、文化阐释策略及其局限性展开分析,强调文化间性视角对于翻译研究和实践的重要性。针对葛浩文译本中出现的问题,并结合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与张佩瑶(Martha P. Y.Cheung)的观点,作者指出汉语小说英译应采用“厚翻译”(thick translation)策略作为补偿手段,以最大限度地保留汉语文化语境,促进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