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与鲁迅都是各自启蒙时代的中心人物之一。虽然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直接交集,但他们的关联在他们的启蒙功用之中得到了体现。他们切入启蒙的方式与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家们迥然有异,都是“偏锋”形态的。可他们的思维一直没有偏离“人怎样才能活得真诚而有尊严”这一轨道。他们对人性的尊重与张扬不仅触怒了旧时代,也让同阵营的启蒙思想家们不满。于是只有“抗辩”。他们的“抗辩”不止为了自己,更阐发了他们各自时代普遍被压抑的人性。对人性的强烈关注让他们最早对君临一切的理性置疑。由是他们的思维渐渐超越了同时代的启蒙者,具有了某些“现代意识”,从而完成了对启蒙的“反动”,启发了后人对启蒙运动的理性反思。同时,东西方文化传统与时代背景的差别导致了他们的启蒙功用的种种不同之处。在鲁迅的时代,“政治救亡”与“思想启蒙” 是中国社会并行的两大主题,所以,在相同的“偏锋”中,鲁迅更注重“大我”的人性即“国民性”;在相同的“抗辩”中,卢梭更偏于“以辩为抗”;在对启蒙的“反动”之中,他们的思维理路更有“逆向”之处。卢梭和鲁迅的启蒙功用的诸种表征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所以,笔者从“偏锋”、“抗辩”、“反动”三个方面着手,概括卢梭与鲁迅在启蒙功用上的特殊之处,并辨析他们各自不同的心路历程与思维模式,试图以此把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与中西启蒙运动的内在区别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