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的日语外教人数为2372人,占日语教师总人数的14%(国际交流基金,2012)。这些日本外教为中国日语教育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离开自己的国家来到异国工作的人会经历文化冲击,产生困惑或不安等负面情绪(Oberg,1954).研究表明这种因为文化冲击而产生的负面情绪会直接影响工作表现(Shay & Baack,2006:Kim＆Slocum,2008).来华的日语外教同样会遭遇文化冲击,而如果不能很好地适应就可能影响身心健康,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影响教育质量。因此,其跨文化适应问题也应受到关注。另一方面,来华日语外教中,有些人能较好的适应中国,有些人却因无法适应中国而提前回国。即：日语外教在适应中国方面存在个体差异。因此,本研究聚焦日语外教的这一跨文化适应的个体差异,探讨能较好适应中国的日语外教的个体特性以及对不能较好适应中国的日语外教可以提供的适应支援。所谓跨文化适应是指在跨文化接触中,个体在认知、情感、行动上的变化。由此可见,跨文化适应既表示一个过程又表示一种结果。本研究中的跨文化适应均指跨文化适应的结果。跨文化适应的结果是指一种生活和谐、同时心理达到一定程度满足的状态,可分为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研究表明具有某种特定个体特性的个体能更快更好地适应新文化环境。人格和文化智力等个体特性能有效地预测跨文化适应状况(Elizabeth,2012).其中,人格是与时间和空间无关的一贯的行为倾向,作为个体的基本心理特性对跨文化适应产生影响(Berry,1997).本研究以大五人格理论,即以“外向性、诚实性、开放性、情绪不安定性、调和性”这5个特性对人格进行研究。另外,由人格是与时间和空间无关的一贯的行为倾向可以看出人格是不能轻易进行干预的。另一方面,文化智力被定义为“在文化多样的情景中能正确理解文化差异,且同在母文化中一样灵活自如地发挥能力的特殊形态的智力”,包含元认知文化智力、认知文化智力、动机文化智力和行为文化智力四个方面,可以通过干预的方式得以培养和提高(Early & Ang,2003).本研究以在中国高校任教的日语外教为研究对象,从人格和文化智力等个体特性的视角对其跨文化适应进行研究,探讨能较好适应中国的日语外教的个体特性,并从文化智力的角度,对存在适应困难的日语外教提出合理建议以改善其适应状况。另外,因为现存的社会文化适应问卷绝大多数为欧美文化背景下制作的产物,没有找到以中国文化背景下日语外教的社会文化适应问卷,所以在上述问题前,先通过对8名日语外教进行采访修订适合中国日语外教的社会文化适应问卷。之后,对95名日语外教进行了问卷调查,探讨人格、文化智力和跨文化适应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如下：访谈结果表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日语外教的社会文化适应和作为社会文化适应问卷在先行研究中被广泛使用的Black(1989)问卷的三个维度一致,即分为生活适应、交流适应、工作适应三个方面；具体的适应困难包含Black(1989)问卷的所有项目内容,且在此基础上增加“气候”、“交通体系”、“待客服务”、“工作的自由度”、“待遇”等中国日语外教特有的适应困难。因此,本研究在采用Black(1989)问卷所有项目的基础上,增添中国日语外教的特有适应困难的项目作为社会文化适应问卷修订版。问卷结果表明：人格的外向性、开放性以及调和性较高,情绪不稳定性较低,认知文化智力、动机文化智力以及行为文化智力较高的日语外教能更好更快地适应中国。其中,因为外向性、开放性、动机文化智力和跨文化适应的相关性较强,所以本研究在预测能高效适应中国的群体时,应将重点放在外向性、开放性和动机文化智力之上。此外,动机文化智力在外向性和跨文化适应(交流适应、工作适应、心理适应)之间,开放性和跨文化适应(交流适应、心理适应)之间,调和性和跨文化适应(工作适应、心理适应)之间有中介作用。换言之,人格的外向性、开放性和调和性是通过动机文化智力对跨文化适应产生影响的。因此,本研究认为对于外向性、开放性和调和性较低的日语外教可以通过提高其动机文化智力的方式,改善其在中国的跨文化适应状况。本研究修订了在华日语外教的社会文化适应问卷,为今后研究在华日本外教的跨文化适应研究作出了一定贡献。同时,本研究明确了高效适应中国的日语外教群体的个体特性,可以作为预测跨文化适应的指标,对日语外教的选拔提供参考价值。此外,本研究从动机文化智力的视角并以本次研究结果为理论依据,针对难以适应中国的日语外教提出了改善其适应状况的建议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