谬误问题是逻辑学的基本问题之一,这一问题在世界逻辑思想起源的三大体系中均有所体现。而在中国古代谬误思想中,尤以先秦两汉时期的谬误思想贡献最大、成果最多、最具中国古代逻辑特色。因而,有必要以先秦两汉时期的谬误思想为研究对象,对先秦两汉谬误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揭示其历史发展脉络；并通过与西方谬误思想及因明过论的比较分析,明确先秦两汉谬误思想的特点；运用当代谬误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视角挖掘其合理的思想价值。先秦两汉时期的谬误思想主要有两条基本线索：以名实关系为线索的关于名的谬误和在古代论辩中各派互訾而出现的关于辩的谬误,二者构成了先秦两汉时期谬误思想发展的核心。名的谬误是以名实是否相符为标准加以评判的,其实质是要求思想以及表达思想的语言要与存在相一致,三者中的任两者不一致都会造成谬误。辩的谬误则涉及到论辩过程中有关推理规则、论说内容、语言、道德等多方面的要求。它是先秦两汉思想家们为了维护自家学说的地位,从而试图掌握如何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如何找出对方论证的错误这一必要工具的需要而产生的。先秦两汉的谬误思想与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个人的哲学思想、社会政治追求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先秦时期,诸子思想呈现多元化特点,不同学派的思想分别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体现不同的价值观。百家争鸣实质上是诸子是己非异的批判与反批判过程。这使得诸子皆以自己学派的思想导向作为判别谬误与否的标准,它构成了先秦谬误思想的分类主线。秦汉时期的《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继承、发展了先秦时期的名辩谬误思想并对其进行了总结。但此时期百家争鸣局面消失,各思想交融过渡,逐渐转向定于一尊,名辩谬误思想发展逐渐缓慢。而且两汉时期神化儒学、谶纬迷信泛滥,社会政治腐败,这些都促使了谬误研究朝着与名辩谬误思想不同的方向推进,王充的虚妄论即为此时期谬误思想的代表。其特点是以效验与证验为标准,将与事实相悖、不合理性思考的言论看作谬误,显示出客观实际的检验和逻辑论证与反驳对谬误的批驳力量。东汉后期,谬误思想主要集中于对政治弊端的批判,因而逻辑意义相对较弱,这也使得之后的谬误思想发展益趋缓慢。现阶段先秦两汉谬误思想的研究是以前人研究的成果为基础的。近代中国学者借助近代传入中国的西方谬误思想对先秦两汉时期的谬误思想进行了初步研究,其成果主要表现为：梁启超首次运用西方谬误理论进行中国古代谬误思想研究的方法,阐述了墨家的谬误思想；胡适在运用中西比较方法的基础上,更注重历史分析的方法,因而他结合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文化背景以及各家的社会政治理想,考察并分析了先秦时期的谬误思想；章士钊以亚里士多德的谬误思想作为体系架构,将先秦两汉时期零散的谬误思想纳入一个整体的系统中加以研究。另外,当代西方学者立足西方文化视角,主要从语义学和语用学角度对先秦谬误思想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近代中国学者和当代西方学者对先秦两汉谬误思想研究的成果和局限,为现阶段先秦两汉谬误思想的重新挖掘和整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重要的借鉴意义。先秦两汉作为我国谬误思想的初创时期,其对谬误的分析与研究相对浅显、零散,没有形成系统的论述。为了使先秦两汉时期的谬误思想更为系统,使我们能更为深入了解其特征,应该对先秦两汉时期的谬误思想进行重新分类与现代分析。从重新分类上看,先秦两汉时期的谬误思想虽然在范围上并不仅限于逻辑,而是涉及到传知达意的整个言语交际过程,但其对各种谬误的讨论,都是围绕着名、辞、说、辩的思维形式而展开的。因而我们以名、辞、说、辩这四种思维形式为线索,将先秦两汉的谬误思想分为名的谬误、辞的谬误、说的谬误和辩的谬误。从特点上看,先秦两汉的谬误思想主要不是关于语形的谬误,其更注重从语词的内涵而非外延方面分析名、辞、说、辩,而且有关名、辞、说、辩及其谬误的思想主要是一个关于语言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运用的问题。因此,它更多的是关于语义和语用的谬误。这跟当代非形式逻辑视角下的谬误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运用非形式逻辑视角下的谬误理论,对先秦两汉时期的谬误思想进行现代分析,可以挖掘其现代价值,有利于实现对先秦两汉谬误思想的透彻理解和深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