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研究中国文化背景下,采用不同的情绪调节途径(包括认知改变和反应调节两部分)对被试的人际和谐性和时间管理倾向之间关系的影响。其意义在于弥补该类研究的不足,并为具有不同人际和谐性的个体提供负性情绪调节的建议,从而更有利于其后期对时间的管理。　　 从深圳市的三家企业方便选取213名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私人企业的中基层员工做答中国人个性测量量表(CPAI-2),时间管理倾向量表,和负性情绪调节量表,共发放问卷213份,删除雷同或不全问卷27份,收回有效问卷186份,有效率为87.3％。　　 研究1.1对本研究所用的人际和谐性子量表和时间价值感子量表分别进行了验证性因素分析(CFA)。其中人际和谐性子量表模型拟合指标可以接受(卡方自由度比在3以下,RMSEA小于0.08,CFI大于0.90,GFI、AGFI在0.80到0.90之间),表明该量表可以应用于本研究所选取的人群。时间价值感子量表模型拟合指标较好(卡方自由度比在3以下,RMSEA小于0.09,CFI、GFI都大于0.90),也表明该子量表可以应用于本研究所选取的人群。　　 研究1.2利用研究1.1中所验证的二种量表,对人际和谐性、情绪调节和时间管理倾向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个变量子维度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分析,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证明了适应性认知改变对人际和谐性和时间价值感间关系的完全中介作用,并使用多层线性回归的方法证明了负性情绪的反应调节维度下的情绪交流对人际和谐性和时间价值感间关系的调节作用(p＜0.001).　　 上述结果表明人际和谐的个性可以影响个体的时间价值感,且人际和谐性与个体的时间价值感的关系是可以由情绪调节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