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上每个参与者都是独立的经济实体，他们都想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资源和信息来获得利润最大化，然而每个参与者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对于供应链整体利益来说，未必是最优的。为了使得供应链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能够有效地统一，就出现了各类供应链合作机制设置，也就是供应链合同，用以促进供应链整体效用更优，同时利润在各个参与者之间合理分配；比如说广泛应用于实际的回购合同、收益共享合同等。然而，这类供应链合同的研究都是理论上的研究，它们是否能够在实际当中起到期望的作用，有效地促进合作，达到更优的利润，还有待考察。但是，由于供应链合同在实际当中的应用情况，难以获得一手数据进行研究，这就需要通过实验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供应链合同当中，供应商和零售商的决策行为都值得研究。　　 本文研究了零售商的决策行为，也就是零售商在一定的市场需求量水平下，一定的供应链合同机制下的订购量；这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本文的研究方法就是通过行为学实验的方法，模拟现实情况，通过参数的设置，来进行各类对照组实验，从而进行比较，来分析零售商的决策行为。一个良好的决策行为包括四个步骤：决策框架的建立，信息和智能的采集与分析，设计和选择决策方案，以及通过反馈改进决策；本文从这四个步骤出发，将影响决策行为的因素分为决策环境、决策者自身特征、决策问题三个方面，对可能影响零售商决策行为的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对于决策环境的研究，我们发现，和前人的研究结果类似，零售商的订购量均值都位于最优值和市场需求量的均值之间；同时，部分情况下存在往最优值方向调整的趋势，但并不是所有情况都如此，所以说调整是不充分的，不是有效的；最终还是没有调整到最优值。所以说，相对于理论上的供应链合同对于供应链效用的促进作用而言，在实际当中，并不一定能达到期望的效果。同时，通过观察实验者的行为，我们有以下几点发现：第一点，实验者调整决策的过程，更加倾向于受到上期需求量的影响，总是在试图最小化上期需求量和订购量之间的差距。第二点，实验者在决策时，还具有一定的记忆效应：实验者的决策不仅仅是受到上期需求量的影响，还收到历史信息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上两期的需求量的影响较大，也就是说实验者会综合考虑前两期的情况再做出决策。这是本文的创新之处。在研究实验者自身特性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了实验者的一些群体特征也会影响到决策者的行为，比如说报童模型以及供应链合同方面的专业知识的训练，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决策者的行为并促使决策者做出更优的订购量。这说明了教育是一种有效的途径。但是风险偏好和决策行为之间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这是因为在市场需求量不确定的情况下，在连续性、动态性的决策过程当中，实验者存在着风险不一致性。同时，实验者的决策行为还会受到决策问题本身的影响。对于两类合同对称性的研究结果表明，回购合同和收益共享合同虽然在数学上是对称的，但是在实际当中，由于两类合同，一类是风险共担，一类是利益共享；而“厌恶风险”理论指出零售商相对于订购量偏少而损失的潜在收入，更加厌恶订购量偏多而失去的损失。在市场需求量为50到150的均匀分布的情况下，收益共享合同更像对于零售商高的订购量的惩罚，预订的越多，需要付给供应商的收益越多；所以在这种市场需求量的情况下，相对于回购合同，零售商在收益共享合同下的订购量更少一些。但是这种情况仅仅限于在第一阶段的实验当中。同时完成合同的先后次序也会对决策者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两个方面组成：一方面是实验者可以对合同的认识和对于市场需求量的波动情况更加熟悉，理论上可以做出更优的决策；另一个方面是实验者受到第一阶段的合同的影响，对于第二阶段的合同会有不同的心理感受，特别是对于风险分担和利润共享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决策的时候，心理的价值函数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决策行为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