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营造公平的税收环境，我国于2012年1月1日开始实施“营改增”试点政策，于2016年5月1日扩围到全行业。至此，营业税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营改增”成为分税制以来最具历史意义的税制改革。本文基于现有文献空白，围绕“营改增”试点与扩围期间两阶段的政策效应，基于企业异质性，从理论与实证层面展开研究，丰富现有理论，提供实证证据，并提出政策启示，是对现有文献的有益补充。　　本文主要考察“营改增”在企业层面的微观效应，主要包括以下四块重点研究内容:(1)构建一个基于一般纳税人的税负理论框架，针对企业中间投入比讨论政策对企业总税负的效应;分析政策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税负效应的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半年度上市公司样本数据集，并将多组多期差分模型(DID)进行拓展以识别政策基于企业异质性的两阶段效应;(2)基于欧拉方程，结合“营改增”税负效应以及企业中间投入比、融资约束度及所有权性质等三个企业异质性特征，讨论“营改增”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路径，同时辅之以实证检验;(3)基于欧拉方程，结合创新活动的特点，从企业中间投入比、融资约束度以及所有权性质提出“营改增”的创新效应理论假说，并且进行实证检验;(4)基于条件要素需求函数，分析要素的相对价格改变引起的劳动投入变化，结合企业中间投入比、所有权性质以及人均资本比，分析政策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　　本文主要结论包括以下五点:(1)“营改增”对企业总税负的减税效应随着企业中间投入比的提高而增强，对非国有企业的减税效应强于国有企业，扩围后的减税效应强于试点期间效应;(2)“营改增”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促进效应随着企业中间投入比或融资约束度的提高而增强，政策对国企尤其地方国企投资的促进效应强于非国企，扩围后的促进效应强于试点期间效应;(3)“营改增”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随着中间投入比提高以及融资约束度下降而增强，对国有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强于非国有企业，扩围后的促进效应强于试点期间效应;(4)“营改增”对企业劳动雇佣的促迸效应随着企业中间投入比或人均资本比的下降而增强，对国有企业尤其地方国企的劳动雇佣的促进效应强于非国有企业，扩围后的促进效应强于试点期间效应。(5)“营改增”在全面扩围期间的政策效应均强于试点期间效应;政策对创新研发的促进幅度大于对固定资产投资与劳动雇佣促进的幅度;政策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地方国企的减税效应虽然不如对非国企强，但政策对地方国企投资、创新以及劳动雇佣的促进比重均高于对非国有企业的促进比重。　　本文的创新点如下:(1)理论创新，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特征，对“营改增”政策的经济效应进行了系统性研究，首先，在流转税税负模型基础上进行拓展，构建了一个基于一般纳税人框架的“营改增”税负效应理论模型，将企业所得税税负、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纳入模型;其次，从中间投入比、融资约束度、企业所有权性质以及人均资本比角度，分析“营改增”对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投入的影响机制;(2)实证创新，本文在一般性设定的多组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框架下构造计量方程，基于企业异质性特征，识别并对比了“营改增”试点期间（2012年至2013年上半年）与全面扩围期间（2013下半年至2017年上半年）的政策效应;(3)数据集创新，构造了一个独特的上市公司半年度面板数据集作为样本，并构建了企业总税负指标、企业异质性虚拟变量等指标，从而展开实证研究。本文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对现有文献进行了有益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