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届五中全会,党在对国内外形势作出科学研判的基础上指出,在当下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砥砺前行、开拓创新”仍然是我们战胜各种风险与挑战、继续乘风破浪的总基调。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转型瓶颈障碍,为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跻身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的2035年远景目标之一,政府审时度势继续推行创新驱动战略,通过开展各项扶持性产业政策等加速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但是鉴于中国传统金融模式运营性征弊病等,我国自主创新现状不容乐观。在此背景下,数字金融作为党在十九大提出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构建现代金融体系主题的应有之义,以其高效、覆盖面广的全新金融服务模式为解决区域技术创新发展瓶颈问题带来了新契机。据此,本论文便以此为核心,通过搭建不同维度、多元化结构且相对完整的研究框架展开围绕此核心问题及相关领域的细致研究。结合实际研究问题,在必要的研究假设预期框架下,我们运用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多维模型、采用多元化研究方法,在内生性问题处理与稳健性检验基础上便开始了以数字金融与区域技术创新水平关系为核心的以上四个章节的实证内容研究,并获得以下初步结论。（1）数字金融可以有效发挥其对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的“激励效应”。从作用机制角度看,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增加研发投入、扩大消费需求、改善消费结构等直接路径以及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与优化、升级地区产业结构等间接方式促进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进一步,我们还发现,数字金融对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主要表现为:在东部地区以及在推动数字金融发展的重要变革事件后,数字金融对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的“激励效应”更加突出。此外,我们还发现,数字金融对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确具有显著影响,且该显著影响在东部与中部地区较为卓著,而该影响的实现路径之一为区域技术创新驱动,即数字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进而实现该地区经济的增长,具体地,该路径隐含着更为细致的关于技术创新活动的因果链条传导路径,即数字金融的发展促进了区域内研发投入的增加,研发投入的增加是创新产出水平提升的重要诱因,创新产出的增加与应用实现了区域整体的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作为重要驱动力显著激励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2）数字金融对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的“激励效应”的确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性特征。具体地,首先,区域技术创新行为本身存在时间、空间以及时空交互作用的正向外溢效应;其次,通过空间效应分解,我们发现数字金融的创新“激励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内、外双空间溢出路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再次,空间溢出路径的性质与作用程度结果在时间、地域维度以及空间权重矩阵异质化条件下均有所区别,但总体来说,长期效应中的空间溢出效果会相对更加显著;最后,区域内溢出路径即直接效应仍然是数字金融发挥创新“激励效应”的内在核心机制。（3）数字金融对区域技术创新水平“激励效应”的发挥存在显著的条件性特征。具体地,首先,数字金融对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的“激励效应”结果受自身发展、完善程度制约呈现出非线性变化特征;其次,数字金融创新“激励效应”的发挥还会受到制度质量、吸收能力（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市场分割程度等关键因素影响;且进一步,只有在较好的数字金融发展阶段、基于较好的制度质量、较高的吸收能力（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分割程度较低的市场结构氛围下,数字金融对区域技术创新水平才有可能发挥更大、更显著的“激励效应”。纵观全文,本文聚焦于数字金融与区域技术创新水平关系、内部传导与作用机理、空间溢出效应特征、条件性变化等基础性框架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内容,不仅丰富了有关于金融支持、技术创新行为激励的理论体系,增强了交叉学科的融合,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学术研究价值;更是在当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中,在呼吁金融脱虚向实、服务实体经济的倡议下,在经济转型阶段创新驱动战略政策实施的基础上,对政府等相关部门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过去近十年工作成果的检验,即该研究同时也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