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外配资作为一种游离于证券市场监管之外的杠杆工具,在证监会等监管机构的打压下始终未曾消失,而由其引发的场外配资纠纷,在司法实践中一直以来也未有统一的裁判标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场外配资的相关立法还存在严重缺失。本文基于我国场外配资合同纠纷的司法裁判状况,总结出我国场外配资合同纠纷的核心争议在于合同的性质与效力,并借鉴美国“U规则”立法经验,结合监管角度对我国场外配资合同效力裁判规则进行重构。本文首先在导论部分提出问题。通过查阅与场外配资合同的内涵、实践形式、法律属性以及效力认定有关的文献,总结出前人关于场外配资合同相关问题的观点,以法学实证分析方法、法解释学分析方法、比较法分析为研究方法,进一步提出了本文的思维导图。第一部分通过对我国场外配资合同的裁判文书的案由、裁判依据、裁判结果等要素进行统计分析,得出我国场外配资合同效力认定在司法实践中的主要问题有两点:其一在于配资合同的性质方面,主要有民间借贷说、委托理财说与非典型合同说,判决中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其二在于场外配资合同的效力认定方面,存在“有效说”与“无效说”,虽然通说认为应否定场外配资合同的有效性,但实践中依然存在肯定场外配资合同效力的判决。第二部分首先对场外配资合同进行界定,并对其特征进行简要介绍。随后对场外配资的法律性质进行分析,认为场外配资合同不符合民间借贷的资金交付形态与单一性法律关系的特征,亦与委托理财合同的设立目的、责任负担方式与主体要求有所不同,故建议将场外配资合同划归为独立的非典型合同进行处理。第三部分是对场外配资合同效力的再探讨。在目前的规范体系下完全否定场外配资合同的效力存在一定的困境。在对否定场外配资合同效力存在的漏洞进行说明,对场外配资存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认定部分场外配资合同有效的思路,以此来促进金融监管体系与金融市场的协同发展。第四部分借鉴美国“U规则”经验对我国场外配资合同认定标准进行重构,提出在场外配资合同的主体要素、内容要素与意思表示要素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肯定合同效力的做法。并结合我国司法实践,提出完善案由规定的建议。